《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33期）

北京市积分落户办法近日正式发布。至此国内四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均已提出或实施各自的积分落户指标体系。

在特大型城市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是户籍改革推进过程中现实性的选择。立足这一制度，各特大型城市相关部门，得以在相对稳妥、可控的情况下，为辖区非户籍人口提供一条公开透明的落户通道，逐步缓解附着在户籍上的公平性问题；同时非户籍人口个人与家庭，也可以在相对明确、稳定的预期引导下，合理安排自身与户籍相关的重要事宜。

当然如前所述，积分落户终究只是一系列严酷约束条件下的现实性选择，由其所凸显而非掩盖的事实是，当下户籍改革的最突出矛盾就是我国人口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依然大量集中在大城市与特大型城市，由此造成：

一方面，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人口总量与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大城市病”的潜在可能性，使得相关城市人口管理必须依托一路高企的落户门槛，严格控制人口规模；但在另一方面，越是规模控制严格、落户标准高企的城市，户籍作为优势职业机会与资源屏蔽机制的作用就越强，需要优先满足的非户籍人口落户需求也越高涨。

在严酷的条件制约下，积分落户制度固然可部分缓解上述矛盾，但其阶段性、过渡性色彩依然十分浓厚。譬如说，在严格控制人口规模这一大前提下，目前各大城市已经推出的积分落户标准虽略有差异，但总的倾向基本可归纳为重点解决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所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人员落户问题，而这种本就存在大量主观判断的“迎优祛劣”策略，且不说其是否再次构成对所谓“低层次”非户籍人口的二次歧视，即使仅从政策意图能否实现这一实用性角度来看，其“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双重目标的实现也是非常困难的。

以户籍为基础的人口管理必须接受经济规律支配性的影响。世界各国普遍性的人口流动经验显示，各大城市旨在吸引的高端劳动力每增加一个，就会相应创造出五个相关劳动力需求，其中两个集中在高端生产者服务业领域，另外三个集中在低端生活类服务业领域，而这种总体稳定的劳动力配比，决定了越是对低端劳动力供给进行控制，他们的工资水平上升就越快，对低端非户籍劳动力的吸引力也就越大。最后经过一系列复杂博弈，高端与低端的劳动力配比还是会回归到1：1动态均衡水平。

所以说包括积分落户在内的户籍改革，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均衡发展这一最大的难题破解上来，因此，这就需要中央层面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等手段，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引导产业布局均衡化；地方层面则需要中小城市加快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以及大城市更好发挥龙头带动及辐射、反哺作用。（相关报道见本期第50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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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3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