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31期）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著有《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

在上世纪80年代，很难有人会预料到苏联的解体，甚至就连杰出的苏联问题专家也认为其发展将是长久的，然而事实却在人们的意料之外。佛朗西斯•福山曾十分具有前瞻性地讨论过历史之终结，认为最后的历史是自由民主的历史。苏联解体后，万千的苏联问题专家迅速转型，开始研究起世界后共产主义地区的政治变迁。他们致力于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探索，如政治、法律、文化和社会的转型。而受需求量和利益的驱使，关于经济和金融的研究成为焦点。

从此，跨学科知识兴起并快速发展起来，“转型学”（Transitology）由此而来。研究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 的各界人士都渴望就过渡与转型这一话题发表自己的文章。历史不会简单复制，但相似的事情正在发生。如今，“退欧学”（Brexitology）顺势而生，它主要探索英国脱离欧盟的决定因素、过程以及各种影响。相关研究并不局限于英国一国，而是扩展到整个欧洲一体化集团，并着眼于更长久的未来。

英国退欧可能意味着坏事连连

英国决定就脱欧问题举行全民公投一事如地震般引发强烈冲击波。这场大震荡并不会造成物质上的破坏，它不会引起洪水淹没农田，不会烧毁工厂，不会导致大桥坍塌，甚至连一杯小小的威士忌也是安然如故、悠然等待品尝。真正会在短时间内受到冲击而产生剧变的是心理和政治因素，如个人及社会期望、英国国内和国际上的选择等，从而增加各种不确定性，让人们越发难以做出理智的决定。最重要的是，从对外贸易法规到跨境人员流动条例等关乎经济的法律法规更是亟须为此做出巨大调整。以上种种清楚反映出，现代经济中的“竞赛规则”是根本且至关重要的。如今的形势并不乐观，但却是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们一展宏图的好时机，因为有太多的问题亟待解答。

最常被讨论的问题包括英国退出欧盟短期内的后果有几何。在6月23日的退欧公投上，英国人投票选择退出欧盟，这之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会下降多少？失业率又会上升多少？英镑是否会持续走弱，同时瑞士法郎回升走强？苏格兰会否脱离英国而独立？又有多少来自东欧的移民要离开英国？伦敦的房价有可能下跌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数不胜数且不容忽视。

但我认为，受英国退欧影响更大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和未来世界走势。

若是卢森堡、马耳他、斯洛文尼亚或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决定脱离欧盟，人们也会感到忧虑与困惑，但换作英国退欧，问题就更严重了。亟须弄清的一件事情是，为何留欧明显能给英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然而英国民众的投票结果却与此背道而驰。对于这一问题，从社会学角度入手进行研究的脱欧问题专家要比一般的经济学家更具优势。全民公投中选择脱欧的英国人占了51.9%，但这之中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事后更是承认脱欧是一个重大历史错误。

理智的人通常要根据既有信息评估个人利益得失，再做出行动，但有时信息会被操控甚至被伪造。当初若干政客、媒体的煽动行为以及扰乱人心的宣传何其广泛，致使数百万英国民众被舆论牵着鼻子走，继而做出非理智的判断。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人选择留欧，但不能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最终选择脱欧是有意将自己推入火坑，他们也许对一切知之甚少，不久之后也将对自己的选择感到追悔莫及。

政治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和分析师等构成的圈子主导了社会舆论观点的形成，他们也因此背负着巨大的责任。民主是个好东西，其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但我们依然要小心谨慎，因为人们也许会被情绪牵动，又或者在面对复杂问题时根本无从得到全面且可靠的信息，因此大多数人的选择并不等同于是正确的选择。

去年的希腊公投便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今年6月英国自取灭亡般的公投亦是如此，而意大利将于10月举行的公投更是欧洲的大危机。也许我们或多或少会表现得鼠目寸光，因此未能考虑自己做出选择的长远后果，也不会思考每一个决定相互之间的关联。如此看来，英国退欧便可能意味着坏事连连。

抛弃愚蠢想法，应对欧元区危机

一些人试图期待英国退欧能带来一场巨大的改革浪潮，促使国际经济关系向着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对极不完善的欧盟来讲。可我们担心的是，一些不合理、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提出会让事情看起来愚蠢至极。

法国和荷兰国内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也酝酿着类似的退欧公投，准备走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在欧盟内部制定不同的框架结构以及不同程度的一体化意味着向权力分散的趋势发展，而当今的局势却需要各成员国团结一致互相支持。当下我们更多需要的是推进多元文化与形成开放的意识，而煽动民族主义无疑会助长分裂和矛盾冲突。

在当前形势之下，成效最为深远的行动便是鼓励还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尽快表明其加入的意愿。波兰的经济和政治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因此十分适合加入欧元区为其注入动力，进一步巩固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不仅如此，波兰加入欧元区还可帮助消除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加强东欧地区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力量。当然，这要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这些国家要在加入欧元区时拥有一个被看好的汇率，如此便可保证其出口竞争力。确实，倘若东欧国家想要体验高于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那么必定要把精力放在研究拉动出口的战略上。

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要战胜欧元区危机，这之后才能谋求银行业联盟和国家间的财政政策协调，但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问题始终很难处理并且希腊危机似有卷土重来之势。要战胜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大力削减希腊的外债（具体而言大约是希腊一半的外债）。不过这一举措首先要由德国和法国决定，因为这两国正进行议会选举，经济在此要为政治做出让步。

如果希腊政府继续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如果欧盟和土耳其就控制来自南亚、中东和北非的难民达成的协议未能继续执行，如果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推行的宪法改革遭到人民反对，如果奥地利选出下一届总统奉行的是民族主义，如果又有其他国家发起退欧公投，那么欧洲一体化进程将在劫难逃。

“新实用主义”是历史转折期的最佳选择

讨论英国脱欧，不仅要从经济和欧洲大陆方面入手，还要着眼于它在全球背景下的影响。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最终赢得美国大选，如果俄罗斯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尤其针对北约东扩问题），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再次放缓，那么在未来，不仅是英国和欧盟，我们都会陷入绝望，正如我在《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一书里所提到的那样，陷入到更大的危机之中（an Even Bigger Crisis，EBC）。

但我仍然愿意相信政治家们有能力洞察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并制定出相应对策。当下正值历史的转折期，政治家们或许会表现出远见卓识并坚定反对民粹主义，但要做到这些，一方面需要抛弃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幻想，毕竟它不是应对越来越多难题的万灵药，反而在满足少数人利益同时牺牲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另一方面需要破除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官僚化解决问题的错误观念。我们该走一条“新实用主义”的道路，在国内、国际和全球经济范围内让市场制度和国家干预完美结合协同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三方平衡。

（翻译：牛绮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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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1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