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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曾经历过三大错误

1964年,欧力士集团由13个人创建。它引入了美国的租赁金融理念和业务模式,逐渐成长为日本最大的综合金融服务商,也是日本最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28期)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谢玮丨北京报道

p83

作者简介:

宫内义彦:

1964年作为创立初始员工之一,加入Orient Leasing Co.,Ltd.(欧力士集团前身),1970年就任公司董事,1980年就任代表董事社长兼集团CEO,2000年就任集团董事长、集团CEO,2003年就任董事兼代表执行董事长、集团CEO,2014年至今任集团资深董事长。另兼任株式会社Dream Incubator和株式会社ACCESS等企业的董事,新日本爱乐交响乐团理事长等职。

1964年,欧力士集团由13个人创建。它引入了美国的租赁金融理念和业务模式,逐渐成长为日本最大的综合金融服务商,也是日本最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现年81岁的宫内义彦是欧力士集团的创始成员之一,他的履历可以说和战后日本的国家重建和经济发展过程相重合,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既目睹并参与了日本战后经济的腾飞,也亲历了日本经济自1990年代起陷入低迷和困顿。宫内义彦常年助推日本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曾历任数届日本政府综合体制改革会议议长等要职。

在宫内义彦执掌欧力士集团的30余年间,集团历经了日本泡沫经济破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数次经济危机的洗礼。历经多次起落浮沉,这家由租赁业务起家的公司,将多元化的触角延伸至银行、保险、地产、环境等多个领域,并跻身世界500强之列。

在经济潮起潮落之间,欧力士集团如何面对机遇与风险?日本深受经济泡沫破灭之苦,产生泡沫经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其新书《抓住好风险》的发布会上,宫内义彦就这些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专访。

日本经济泡沫是政府错误决策所致

《中国经济周刊》:您是战后日本国家重建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见证人”。在您看来,日本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究竟是内生性的还是外源性的?市场经济是否必然导致泡沫的出现?

宫内义彦:就日本来看,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并非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政府错误的政策和措施,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

日本经过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发展,出口能力和商品制造能力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日本企业的产品可以说是席卷世界,其结果导致了与美国和欧洲产生贸易摩擦。

这样的摩擦在1985年到达了顶峰,当时日本受到了很强的来自欧美的压力,他们要求日本更多地拉动内需,不要放任出口进一步增强。贸易摩擦倒逼很多政策出台,日本政府迫于压力放宽了金融政策,降低了利息,从而造成国内资产泡沫的产生,拉高了日元。因此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从根本上是源于这种政策。

从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到1990年的5年之间,市场上供应的大量资金流向了两个领域: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一个是股票市场。我到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1989年的最后一天,日经指数闭市时为38915点,而昨天(6月24日)的日经指数为14000多点。由此可见,当时资产泡沫吹高到了什么程度。

泡沫形成后,其造成了极大的财富分配不公:持有资产、借贷的人,其财富不断增长。反之,则非常痛苦。日本政府认为这种情况会造成社会不公,因此完全否定了此前的政策,而选择了突然把泡沫戳破。正是这个过程造成了经济长时间的停滞。首先,吹泡沫的过程是错误的;其次,突然戳破泡沫也是错误的。

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就日本的房地产价格而言,跌掉50%都是算少的,还有许多价格跌至原先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是五分之一。当时,对于日本的普通老百姓而言,泡沫经济中许多个人和企业负了很多债,进行了很多融资,因此有很多个人和企业破产。但是对于更多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并没有很多实际的体验。因为并非很多人都买了大量房产和股票,有许多人感觉经济好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实际的生活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这在日本也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现象。

日本经济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三个转折点,也是三个最大的错误:一是广场协议;二是强行硬着陆、戳破泡沫的过程;三是在泡沫崩溃之后,日本政府通过不间断的、各种各样的基建、投资和国家主导的财政行为维持经济,导致日本政府的负债率是全世界发达国家里最高的,接近300%。

企业家不要将企业业绩

与宏观经济太多挂勾

《中国经济周刊》: 企业在面临可能的危机临近时,应当如何应对?是攻还是守?

宫内义彦:企业应当如何应对经济危机。我想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不论多大的企业,其经济规模与国家相比都是很小的。不管宏观经济面好与坏,都有很多商业机会。宏观经济的好坏与企业的业绩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企业家没有必要将企业业绩与宏观经济的好坏做太多挂钩。第二,就欧力士自身经验而言,在遭遇雷曼危机时,无论是欧力士这样的企业,还是更大的集团或财团,业绩都会下行,不存在像雷曼危机这种危机产生时,还能做到一枝独秀的企业。这时候,企业要活下去就一定要做到业界的中上游水平。在系统性危机爆发时,下游水平的企业是会死掉的。因此,要保持企业在整体行业里的中上水平,是一个企业经营者应该时刻思考的问题。

日本经济改革

因触及既得利益者而放弃

《中国经济周刊》: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协助日本政府推动体制改革,您在《追逐明天》一书中也提及一些遗憾,能否具体谈一下您的遗憾所在?此外,您在书中提到,日本市场存在“僵尸企业”,日本政府对于这些企业是如何处理的?

宫内义彦:我自己曾经长时间参与日本的经济体制改革。当时日本政府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由各个民间的代表性企业的负责人出任委员,向政府提建议。但是,我感到比较无助或者说是无力,每一个人都很认真地准备了很多课题,最后形成了很多报告提交给政府,但这只是建议权,最终是否进行相应的改革,还是要由政治决定。最终,他们比较失望地发现,当改革涉及比较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或者是触及不同的政治团体背后不同的利益代表而产生摩擦的时候,往往事情不会因为建议的意义或对错来决断。所以,最终让人觉得很多工作没有得到相应的成果,这是我本人至今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此外,有关僵尸企业的应对问题。僵尸企业本身就是没有效率的,或是不被现在的社会所需要,或者是不能产生相应的效益,但往往因为稳定就业的考虑,或者是同情弱者等心理,虽然无法赢得竞争,但是最终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帮助令企业活下来。应对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因为经济的效率和社会的稳定性有时是正相关的,有时是有矛盾的。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或单纯追求社会稳定都未必可以,所以关键是在于平衡的把握,尽可能不要过度偏向于某一方。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评价日本的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

宫内义彦:日本很长时间以来,实质上是实行接近于零利率的政策。今年1月开始,日本央行导入负利率,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应景的。但有几点问题要注意:首先,实质上的零利率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负利率也只是零利率政策的延续。此外,实施负利率有很多具体限制,并非是一个很全面的负利率政策。

总的来讲,真正实现经济改善还是要将金融政策与实际的战略改革相结合。目前来讲,日本在金融政策方面步子迈得大了点。至于战略性的经济改革是否有实时性的动作,安倍政府也在做这方面的策划。就我本人而言,怀疑后续政策会不会有实质性的跟进。单纯的金融政策,实际上效果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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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2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2016年第2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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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张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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