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张立群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22期）

从经济数据判断，2016年的中国经济是触底企稳、稳中向好的一年。“稳”主要指的是市场需求水平、增长水平的走稳，“好”主要是指通过转型和结构调整，供给端不断向更高水平提高的过程。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数据稍有好转而掉以轻心，也不必因为一时的数据稍有回落而惊慌。宏观政策要稳住，既向市场发出可以预期的明确信号，又为经济稳中求进提供必要的政策环境支撑。

经济“L”型走势，实际上是形成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倒逼压力。这一方面可保持稳定的必要的经济增速，使企业有起码的财力投入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又倒逼企业苦练“内功”。因为调结构是痛苦的，如果企业在高增长中过得舒舒服服，就不会有调结构的动力；但如果企业被困难击垮，也就失去了调结构的主体。

导致增速换挡的两大原因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增速换挡这一重要变化，经济从10%以上的高速增长转变到7%以下的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速换挡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第一个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中国出口的市场环境，使得中国外贸的出口速度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2003年—2007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9.2%，但是在2008年—2014年，中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8.57%。2015年，中国的外贸出口按照美元计算，为负增长2.8%；今年1—4月按照美元计算，外贸出口依然是负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订单明显减少，中国外销型企业的开工率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中就包括钢铁业中的外销型企业。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汽车和住房市场需求发生明显下降。2002年—2010年，中国汽车销量的年均增长率为24%，但是2011年—2014年的年均增长率只有7%，2015年为4.68%。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长速度近几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从住房市场看，中国城镇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在2002年—2009年年均增长19.8%，但是2010年—2014年年均增速下降到3.6%。

中国的汽车生产和住房建设近几年发展的步伐明显减慢，因而重化工业订单水平明显减弱，这是中国经济放缓更为重要的原因。

中国的汽车和住房市场需求发生下降与城镇化有关。中国目前的城镇化进展面临着重要的转型，其主要矛盾是人口过度向少数城市集中。大城市装不下，中小城市又不愿意去，这个矛盾已经给汽车和住房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实质性的约束。

过去的城镇化主要表现为盖房子，特别是在“造城运动”中，房地产企业在中小城市建设了大量楼盘，而这些地方人气明显不足，因此就形成了房地产企业卖房难的困局。在拿地难和卖房难的双重压迫下，房地产的发展速度在过去几年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

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积极因素显现

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主要是稳需求、稳增长，政府不能任由市场订单减少，使得企业的困难日益增大，下岗失业的问题不断发展，银行的坏账不断蔓延，进而由下岗导致生活消费需求的萎缩，以及由金融紧缩导致生产投资萎缩。这个过程发展下去，最终就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全面衰退。

值得欣喜的是，当前经济结构发生了多个方面的积极变化，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特征愈加明显。今年一季度经济发展数据显示，产业结构在优化，6.7%的一季度GDP增长构成中，服务业增长7.6%，占比达56.9%；投资结构在改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均呈现两位数增长；消费结构也在改善，过去居民消费结构中50%都在食品上，而今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30%左右，信息消费、网络消费的增长率接近30%。

在近几年经济增速下降过程中，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减缓，比经济增速减缓要小，到2015年4月，我国社会消费总额的同比增长率仍然达到9.2%。居民收入增长大体稳定，必然会支持生活开支大体稳定，这就为多类消费品生产带来了稳定的订单支持。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2015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6.4%，稳消费方面，精准就业、精准扶贫、保就业、稳收入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由此可以判断，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在保民生方面，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基本正常，困难企业虽然增加了，但困难家庭并没有显著增加。这就是中国经济在需求方面的一个重要托底因素。

在投资方面，政府认识到一揽子计划这样的高强度扩张是不能持久的，会导致债务问题、通货膨胀和货币超发的问题，所以在2010年之后撤出了一揽子计划。但是在2012年的稳增长过程中，政府仍然重视投资，但是注意把握一个度。

近几年，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一带一路”战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项目储备大量增加。新型城镇化要实行大中小城市联合发展，以城市群的方式有效地扩展城市的承载能力，要促进大中小城市之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同城化，进而使产业在大中小城市之间有广阔的调整空间，使得人口布局在大中小城市之间有更广阔的调节空间，从而使房地产和汽车发展有更广阔的地域空间。

中国的城镇化不是一个短期的任务，是涉及到子孙后代多少代的福利。我国目前正在开始考虑建设城市的地下综合管廊，其投资强度在很多地段比地铁可能还要高。2016年，我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开工的数量要不低于2000公里，其带来的项目建设投资量也是非常大的。

资金方面，近几年通过地方债置换、规范政府和银行之间的融资关系，使得过去分散的地方投融资平台所带来的银行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政府与银行之间融资关系改善了，基础设施投资在资金方面就有了基础上的保障。所以，基础设施投资在今年应该是稳中趋升的基本态势。

让经济阵痛期变得更短一些

2016年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要求宏观调控必须从两个方面着力，既要稳需求、稳定增长水平，更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体系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当前，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稳增长面临严峻挑战，亟须提高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效率，让新动能尽快释放出强劲的动力，让经济阵痛期变得更短一些。

新旧动能转换的背后实质是能否通过改革建立起促进两者合理、有效、快速切换的体制机制。过去一段时间，通过一系列放权让利的改革，大大增强了市场活力。未来，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效率，需要在放权让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责任和约束的重要性，把责权利三者统一起来。企业一味扩张而不担责，发生重大损失却僵而不死的事情不允许再发生。

当前市场供求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由供不应求的市场转变为供大于求的市场，企业生产必须从过去主要解决“有没有”的数量扩张，转到解决“好不好”问题的质量效应型发展。目前，我国工业各个方面的转型升级正在持续推进，但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爬坡过坎的过程。

同时也必须看到，结构调整也是一个从产业下游逐渐向上游传导的过程，目前以钢铁、煤炭为代表的重化工业正处于调整关键期。过去比赛谁扩张得快，现在比赛谁做得好。为此，对于低水平、长期看没有市场需求的过剩产能，要把握结构调整的“窗口期”，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下决心淘汰，决不能让其阻碍供给体系提质增效的步伐。

要通过改革，不断增强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优化要素组合的功能。要进一步调整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政府搭台、裁判，企业唱戏的格局。只要把握好稳增长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使两者紧密配合，相互良性促进，就一定可以把中国经济推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轨道。

————————————————————————————————————————

2016年第22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