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显堂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21期）

所谓的经济人，是带有利益最大化思维和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为的人。笔者将人类社会里的经济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城市经济人，一类是农村经济人。本文所言“两栖经济人”，就是指集城市经济人与农村经济人于一身的进城打工的农村富余劳动力。

我国“两栖经济人”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当初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人们称之为盲流。后来，又称之为农民工。据有关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报告称，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6.1%，但户籍总人口比重只有36.3%。这意味着有近2亿无城市户籍的“两栖经济人”。现在回过头来看，“两栖经济人”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功臣，没有他们的艰辛付出，就没有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果。

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同样离不开“两栖经济人”。但并非需要过往条件下的那种“两栖经济人”，而是需要新型的“两栖经济人”。

首先，需要离开土地而不失去土地的新型“两栖经济人”。这要以小型城镇化带动具有当地特色的自然资源的绿色经济发展，为亦工亦农创造条件，发挥新型“两栖经济人”的作用。但关键是要让农村人口离开土地而不失去土地。

目前，农民之所以很少主动转移进城镇入户，其主要原因是缺少能让农民兑现农村耕地和宅基地价值的有效途径，农民没有理由放弃具有潜在价值的土地而选择没有多少现实利益的小城镇户口。

如果一味以传统方式追求高度集中的大规模城镇化，创造比土地潜在价值更高的城市福利价值，因人口基数大，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一方面，要承担资源供应不足的风险。中国要用全球7%的水资源来养活全球20%的人口。因而，水资源的紧缺，已经给各大中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再建一些大中城市或扩大现有大中城市的规模，水资源压力会更大。另一方面要承受大规模人口的就业压力，尤其是经济一旦下行，必然会生产失业大军，加剧社会不安定因素。

其次，需要公平享受国民待遇的新型“两栖经济人”。要在城乡推行国民待遇，让所有的中国公民都公平而方便地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尤其是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公共服务，不能将“两栖经济人”排除在外，要让他们也成为享受国民待遇的人，彻底改变过去农民工进城务工不能享受城镇户籍人口同等待遇的恶劣状况。

同时，还要将公共服务尽量向农村延伸。当前正在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一律将农村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县城，这并不科学，无法满足农村需求。

笔者去年回乡探亲，据当地人反映，过去一般的疾病在乡医院便可医治。改革后，乡医院既不看病也不治病，买40元钱的药，仅往返的交通费就要120多元。这种高成本也同样剥夺了就地亦工亦农的新型“两栖经济人”享受国民待遇的权利。

第三，需要自由流动的新型“两栖经济人”。要取消户籍制度，让城乡人口真正自由流动，便于城乡人口亦工亦农。尤其是大中城市的人越来越向往乡村生活，现在城市人仅仅是以旅游的方式去体验乡村生活，未来可以将养老等产业向农村拓展，也给城乡人口的亦工亦农创造条件，减轻各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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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21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