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论坛】学术大咖纵论：供给侧改革，金融能够做什么？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何方竹 | 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14期）

“供给侧改革”成为学术圈的高频词汇。3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主办的货币金融圆桌会议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支持；3月2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朗润格政论坛也选择以“供给侧还是需求端管理：当前经济政策重点”为讨论主题。

经济运行风险集聚，传统的支持供给的方式出了问题

“传统的支持供给的方式出了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赵锡军对宏观数据进行了简要的分析，2015年，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9.2万亿元，同比增长13.3%；而在2008年，我国的广义货币量为47.5万亿，这说明单位货币对GDP的贡献效率在下降。大约138万亿的整体融资中，有约134万亿（减去4.53万亿的股票金额）的规模是债务；利息相当庞大，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

如果继续通过传统的方式以发放贷款支持实体经济，金融机构的资本约束将越来越大，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置也将出现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朗润格政论坛上表示，我国目前面临着三个突出的问题，分别是产能过剩、公司债占GDP比重居高不下和企业利润过低。他认为，结合这些现象来看，中国经济很可能陷入产能过剩带来过度负债和生产价格指数下跌，并进而造成利润下滑的循环。而这一循环的起点他认为是信贷扩张支持下的过度投资。

国家外汇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表示，过去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要是通过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实现的，然而，国际国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一些教训。

根据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报告，全球金融风险在上升，并且出现三个方向的转移，分别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银行体系向影子银行转移，从偿付风险向流动性风险转化。

前期风险的集聚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逐步暴露，国内的经济波动也是全球经济形势的缩影。在管涛看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前期过度依赖内需的刺激政策造成的影响尚未消化，产能过剩问题严峻；同时，由于缺乏经济基本面的支撑，出现资金涌现哪里，哪里市场就出现波动的局面，所以中央下决心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结构性失衡是导致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

“我们应该在结构调整和有效需求管理长期和短期之间搞好平衡，这非常重要。”余永定说。他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应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度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货币政策可以转到中性，财政政策可以变得相对积极一些，但是要把重点放在改革上。

余永定表示，产能过剩有结构性原因，也有需求不足的原因。所以在去产能、关停僵尸企业的同时，应该刺激有效需求以保增长底线。要实现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翻一番，那么GDP的增长速度必须是6.52%以上。为了保增长底线，应该增加财政赤字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赤字水平在5%不会出现问题。融资方式以发行国债为主，避免增发信贷导致资金流入资本市场，难以支援实体经济。

王小鲁认为，目前的经济增速下行是结构失衡的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大多数时间，经济增长率高于资本积累增长率；90年代中期之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低于资本积累的增长率；2008年之后，资本积累继续上行，经济增长率开始下滑；即便在2009年和2010年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只是对经济起到短暂的拉动作用，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

结构性失衡是导致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而结构性失衡和产能过剩密切相关；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目前并不大。针对余永定的观点，王小鲁认为短期扩大财政赤字一定程度上可行，但是，如果扩大到一定规模，一定会吸纳银行资金，杠杆率会进一步提高。如果根据社会融资总规模的债务性融资计算，2002年，我国杠杆率是120%，2015年时200%，全口径计算是260%，金融风险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小鲁认为需求侧和供给侧应该互相配合，供给侧的核心问题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垄断和不公平竞争；需求侧的核心是降低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致力于结构性改革，接受更低的增长率，以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危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200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货币宽松，目前经济增长减速是周期性的规律。近年来投资拉动GDP的效率越来越低，但是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提高百姓的福利；应该通过政府发债的方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引入私人资本，避免政府债务的盲目扩张。

改革大潮中，金融能够做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瞿强表示，供给和需求不能割裂开，政府和市场不能对立。如果市场的需求信号能够顺利传导到生产部门，生产部门充分竞争，减少外部的干预和管制，经济便可以逐渐走上正轨。目前，金融本身存在问题，民营企业在新增产值当中创造2/3产值，但是它们得不到充分的资金支持；市场的需求信号传导机制并不顺畅。

管涛认为，供给侧改革离不开金融改革，特别金融供给改革。增加金融供给本身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进一步增加和丰富金融供给，主要包括金融机构供给、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调控和金融治理供给。增加金融机构供给，满足中小微企业金融需求，满足广大老百姓的投资需求；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发展直接融资，降低社会杠杆率；加强金融创新及金融技术创新；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从数量型调控转向价格型调控；完善金融治理体系，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金融标准的制定。

上海黄金交易所所长焦瑾璞在货币圆桌会议上表示，加强金融监管，应该从业务监管转向行为监管。在他看来，目前，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正在转向以金融市场业务为主，传统的存贷业务趋于饱和，个人金融行为在增加，应该加强对行为监管的研究。

焦瑾璞认为，普惠金融符合金融结构性改革的方向，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让金融能够服务于中小微企业，服务于普通百姓。管涛表示，供给侧改革要求创新驱动，普惠金融的实现需要一些新的创新技术；然而，金融具有风险，监管部门需要有专业技能能够对这些创新，进行穿透式监管，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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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14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