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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委员余永定:三个突出问题或让中国经济陷入利润下滑泥潭

“供给侧改革”成为学术圈的高频词汇。3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主办的货币金融圆桌会议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支持;3月2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朗润格政论坛也选择以“供给侧还是需求端管理:当前经济政策重点”为讨论主题。

【中国经济论坛】学术大咖纵论:供给侧改革,金融能够做什么?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何方竹 | 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14期)

“供给侧改革”成为学术圈的高频词汇。3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主办的货币金融圆桌会议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支持;3月2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朗润格政论坛也选择以“供给侧还是需求端管理:当前经济政策重点”为讨论主题。

经济运行风险集聚,传统的支持供给的方式出了问题

“传统的支持供给的方式出了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赵锡军对宏观数据进行了简要的分析,2015年,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9.2万亿元,同比增长13.3%;而在2008年,我国的广义货币量为47.5万亿,这说明单位货币对GDP的贡献效率在下降。大约138万亿的整体融资中,有约134万亿(减去4.53万亿的股票金额)的规模是债务;利息相当庞大,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

如果继续通过传统的方式以发放贷款支持实体经济,金融机构的资本约束将越来越大,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置也将出现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朗润格政论坛上表示,我国目前面临着三个突出的问题,分别是产能过剩、公司债占GDP比重居高不下和企业利润过低。他认为,结合这些现象来看,中国经济很可能陷入产能过剩带来过度负债和生产价格指数下跌,并进而造成利润下滑的循环。而这一循环的起点他认为是信贷扩张支持下的过度投资。

国家外汇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表示,过去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要是通过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实现的,然而,国际国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一些教训。

根据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报告,全球金融风险在上升,并且出现三个方向的转移,分别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银行体系向影子银行转移,从偿付风险向流动性风险转化。

前期风险的集聚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逐步暴露,国内的经济波动也是全球经济形势的缩影。在管涛看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前期过度依赖内需的刺激政策造成的影响尚未消化,产能过剩问题严峻;同时,由于缺乏经济基本面的支撑,出现资金涌现哪里,哪里市场就出现波动的局面,所以中央下决心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结构性失衡是导致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

“我们应该在结构调整和有效需求管理长期和短期之间搞好平衡,这非常重要。”余永定说。他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应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度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货币政策可以转到中性,财政政策可以变得相对积极一些,但是要把重点放在改革上。

余永定表示,产能过剩有结构性原因,也有需求不足的原因。所以在去产能、关停僵尸企业的同时,应该刺激有效需求以保增长底线。要实现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翻一番,那么GDP的增长速度必须是6.52%以上。为了保增长底线,应该增加财政赤字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赤字水平在5%不会出现问题。融资方式以发行国债为主,避免增发信贷导致资金流入资本市场,难以支援实体经济。

王小鲁认为,目前的经济增速下行是结构失衡的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大多数时间,经济增长率高于资本积累增长率;90年代中期之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低于资本积累的增长率;2008年之后,资本积累继续上行,经济增长率开始下滑;即便在2009年和2010年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只是对经济起到短暂的拉动作用,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

结构性失衡是导致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而结构性失衡和产能过剩密切相关;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目前并不大。针对余永定的观点,王小鲁认为短期扩大财政赤字一定程度上可行,但是,如果扩大到一定规模,一定会吸纳银行资金,杠杆率会进一步提高。如果根据社会融资总规模的债务性融资计算,2002年,我国杠杆率是120%,2015年时200%,全口径计算是260%,金融风险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小鲁认为需求侧和供给侧应该互相配合,供给侧的核心问题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垄断和不公平竞争;需求侧的核心是降低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致力于结构性改革,接受更低的增长率,以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危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200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货币宽松,目前经济增长减速是周期性的规律。近年来投资拉动GDP的效率越来越低,但是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提高百姓的福利;应该通过政府发债的方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引入私人资本,避免政府债务的盲目扩张。

改革大潮中,金融能够做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瞿强表示,供给和需求不能割裂开,政府和市场不能对立。如果市场的需求信号能够顺利传导到生产部门,生产部门充分竞争,减少外部的干预和管制,经济便可以逐渐走上正轨。目前,金融本身存在问题,民营企业在新增产值当中创造2/3产值,但是它们得不到充分的资金支持;市场的需求信号传导机制并不顺畅。

管涛认为,供给侧改革离不开金融改革,特别金融供给改革。增加金融供给本身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进一步增加和丰富金融供给,主要包括金融机构供给、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调控和金融治理供给。增加金融机构供给,满足中小微企业金融需求,满足广大老百姓的投资需求;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发展直接融资,降低社会杠杆率;加强金融创新及金融技术创新;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从数量型调控转向价格型调控;完善金融治理体系,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金融标准的制定。

上海黄金交易所所长焦瑾璞在货币圆桌会议上表示,加强金融监管,应该从业务监管转向行为监管。在他看来,目前,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正在转向以金融市场业务为主,传统的存贷业务趋于饱和,个人金融行为在增加,应该加强对行为监管的研究。

焦瑾璞认为,普惠金融符合金融结构性改革的方向,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让金融能够服务于中小微企业,服务于普通百姓。管涛表示,供给侧改革要求创新驱动,普惠金融的实现需要一些新的创新技术;然而,金融具有风险,监管部门需要有专业技能能够对这些创新,进行穿透式监管,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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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14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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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何颖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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