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改革需要怎样的金融？

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改革需要怎样的金融配合？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金融改革迷失非常严重。迷失体现在哪儿？为与国际金融市场技术接轨而改革，而经常忘记中国改革的核心目标；中国的金融市场越来越适合财富再分配，而渐渐远离实体经济，就是说，它抑制了财富创造，鼓励了通过金融投机而实现财富分配。所以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必须包含金融结构的调整，努力实现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有效配置。

实际上，中国当下的金融投资已经发生逆转，一个高风险、低收益的时代已经开启，而我更期盼一个大量货币投机的资金更多地变成安静、平和的资本，更期盼实体经济的利润可以有效回升，而更多的“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特征更加明显。事实已经告诉我们，按照美国规则改革中国金融体系，中国将永远处于被动地位，永远处于被盘剥的地位。当然，中国必须要搞市场化改革，但那是为了中国的经济效率，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把握一个根本方向：市场化改革必须以维护中国全体国民的核心利益为根本目标，同时，这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但是过去，我们一方面要中国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但金融改革却不断地走向金融资本主义方向，这是不是中国改革中的一个重大误区？要知道，金融改革是牵涉面最广的经济改革，它决定着经济所有方面的意识与行为取向。更重要的是，金融改革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和财富的保全与完整。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必须理解金融的实质。如果说实体经济是“固体”，它所形成的机器、厂房等“固态资本”，搬走的难度很大，成本极高；但金融实际是实业资本的虚拟形态，它会在资产和货币之间迅速转换，由于资产价格的不断变动，所以从资产到货币的不断转换过程中就存在套利的可能。如果极致情况发生，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固态的实业资本已经变成空壳，亏损累累，而实业资本的价值已经被金融资本吸干了。而一切都发生在悄无声息之间。所以我们说，金融改革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和财富的保全与完整。

金融还有另一个基本特征：效率极高。实体经济从货币形态的资本到实物商品、再从实物商品到货币形态的资本——实业周转的过程一般比较长。一个效率很高的实业企业，一年之间周转4次，已经很好了。但金融不一样，金融交易一天就可能周转4次。所以，实业企业的商品周转，相对于金融周转过程不知道要慢多少倍。所以，如果我们要构建一个以实体经济为本的金融体系，我们根本用不着太高的金融效率。但当今世界、包括中国金融业都在追求越来越高的金融效率。

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这不是什么好事。金融效率旗帜之下，更多的效率体现为金融的自我循环。我们中国必须防止这样的事情进一步恶化。而在我看来，供给侧结构改革在金融方向的关键作用，就是大幅度抑制货币投机，促进有利于资本形成的金融市场。很遗憾，中国金融过去5年走的是相反的路。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在中国金融业听到最多的说法是：美国是金融过度引发危机，但中国却是金融不足，应当放松管制，而鼓励金融创新。

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结果。互联网金融乱象就是典型事例。互联网金融真得提高金融效率了？真得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了？还是相反？为什么要强化中国的金融效率？适宜中国经济特征的“金融效率”之度何在？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是否有人在研究这样的问题？也许有，但我没见到过，也没有听到这方面的言论。相反，在一些研讨会上，有人会讥讽我这样的说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事儿该由市场决定。但市场不是由规则决定的吗？规则又是谁决定的？

我认为，今天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已经开始教训我们。不顾国内经济现实、无视经济发展阶段而一味的人民币国际化努力，结果是什么？中国当下的金融状况不可持续，它会导致巨大的金融风险。所以，我们必须降低金融自我循环的效率，而增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效率。还是那句话：我们需要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慢金融”，而不是金融自我循环的“快金融”。自我循环的高效率，它反而是破坏中国经济的罪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