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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2016年经济势头正在变好

文章导读: 12月18日,由人民日报社指导,《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科技部火炬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创新驱动发展——互联网精神与制造业革命”为主题,300余位政府、企业、研究机构人士汇聚一堂。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先生作主旨演讲。他表示只要坚定我们的步伐,保持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而重在质量,重在效率,重在新人的培养上,相信经济会逐步地稳定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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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

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 (记者 何颖曦) 12月18日,由人民日报社指导,《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科技部火炬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创新驱动发展——互联网精神与制造业革命”为主题,300余位政府、企业、研究机构人士汇聚一堂。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先生作主旨演讲。他表示只要坚定我们的步伐,保持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而重在质量,重在效率,重在新人的培养上,相信经济会逐步地稳定上来。

以下为厉以宁演讲实录:

今天我要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我们应该的努力方向做一些个人的阐述。

今年国家统计局第三季度的公报中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第三季度完,我们第三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到了GDP的51.4%,这有重大意义的。因为从人类经济发展阶段来讲,一般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社会,那个时候第一产业占主要的位置,进入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第二产业的比重逐渐上来,结果第二产业占主要位置。后工业化时期,也就是第三个阶段,它的特点主要在哪里呢?就是第三产业的产值渐渐压迫了第二产业,三、二、一,以第三产业为主了,占到50%以上。在发达国家,他们经历过这样一个飞跃。所以,他们的第三产业现在在经济中60%-70%,甚至比70%还要高。这就是后工业化时期的特点,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转折点,已经超过了50%。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的特殊情况在哪?我们的工业化并未完成,我们仍然在工业化时期,我们要继续推进工业化。这就是我们面临的这样一个特点。工业化完成的标志是什么呢?从一个大国来讲,通常是这样一个标准,就是高端的制造业,特别是成套装备的制造业居世界的领先地位,我们离这个还有距离。我们的高端制造业其中很难说已经在世界居前列了。有些企业界同志跟我说,我们要更换设备,我们更换设备的时候,主要考虑什么呢?主要考虑是在德国买、意大利买、日本买等等西方国家去选购去,没有人说,我们是在上海买、在哈尔滨买还是在天津买、北京买,没有这样的。这表明高端的制造业,特别是成套装备的制造业,我们还有距离。我们只是制造业大国,还不是能够在这方面具有领先地位的高技术人才。

这样的情况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到了第三产业占到了51%以上了,而且今后几年还会继续上,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工业化继续完成。现在完成工业化主要是突出三点,怎么完成工业化?第一,加快创新。创新才能够支持我们不断地走向高端的制造业,走向成套装备的制造业。这是当前第一个需要做的。

第二个需要做的,就是我们必须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发展第三产业,而发展第三产业的好处在哪里呢?它解决了就业问题。第三产业,这是当前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好处。就业的问题靠什么来解决呢?别看网上销售,网上销售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也别看某些地方现在服务业,就是现代服务业加传统服务业,仍然承担了一大批就业问题。

第三,我们现在再出来高端界的,我们人才要更新。我们经常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中国的人口红利来源于过去廉价劳动力居多数。廉价劳动力现在枯竭了,现在雇人可难着呢,但是不要忘记,新人口红利正在产生,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经常讲农村,好象农民不种地了,他走出去做生意,特别是在土地确权以后,土地流转在加快。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就发生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大量的农民走向了小微企业,自己创办的。这并不代表农村现在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地总有人种,你不种会有别人到这里来种。

我们在几个省考察,比如我的家乡是在江苏扬州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叫仪征市,我到仪征市去看,原来那里的田都是很好的良田,在那里种地的。现在没有了,仪征人到哪里去了?农民到哪里去了?到外面去帮人家理发、搓澡、修脚去了,因为收入高呀。仪征的田谁种?仪征的田苏北农民来种。我在浙江考察,杭嘉湖一带,农民不种地了,去做小微企业去了,经商去了,地谁种呢?安徽农民来种。地总有人种的,人得出去干别的事。我从贵州毕节刚回来,在贵州毕节也在反映,贵州毕节的地不是毕节人在种,有些不是,有些是从威宁县、赫章县的来种,还有云南来的人来种。不要怕这个,地有人种就行了,而且种能保证他一辈子种吗?说不定过几天又换了。这就意味着农村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农村发生巨大变化,农民在学技术。

我们在国外考察时,国外的农业学校,我在丹麦考察,我们就住在一个农业职业学校的中专性质的学校的宿舍,很好的一个宿舍,我们在那里住着。我们跟校长谈,你这个学校培养什么呢?我这个学校培养的是家庭农场接班人,是培养这个的,因为家庭农场主年纪都大了,这个农场要移交给谁呢?自己的孩子必须懂农业技术、懂管理经营的,这个情况正在发生。我们在几个地方都看到农村在办各种培训班。办培训班是什么人?第二代农民,准备接他父亲的班来经营家庭农场的,这就意味着农民的知识结构在变化,这是中国未来的新现象。新的人口红利从这里产生。

我们在外面考察的时候,职业技术教育这个热已经起来了,职业技术教育在云南的楚雄,楚雄办了一个大量的职业教育,把那些职业教育都放到那里去办,提供很好的设备,向沿海输送技术人才。我们在毕节考察,发现两个情况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因为有两年没有去了。第一,毕节学院是一个大学,普通的大学没有了。我们原来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了支持毕节的高等教育,所以我们的教员在前些年都要轮流到毕节学院去教一段课去,这个学院没有了,这个学院改成什么学院呢?贵州工程综合学院,是一个职业技术学院,因为毕节学院的学生不好找工作。现在行了,百分之九十几以上都是企业订购了,它往哪里输送人才?往沿海输送。所以,职业教育正在起来。

过去我们到毕节考察,那是十来年前的事情,还没有高速路,走的是省道、国道,两边的农村的墙上刷满了字,口号标语。那标语一看,“不读完初中,不外出打工”。我想不读完初中,读完初中,十五六岁就可以出去打工了。你得训练,你让他成年的时候学到一门专业技术,他的收入比现在高,中国的新人口红利正在增强,这些就是我们的希望。

还有,我们怎么样使制造业能更上一层楼呢?这就是依靠年轻人,年轻人正在大量地走,你们到北京中关村看看去,北京大学周围看看去,新成立的咖啡馆,每天都坐满了人,至于是什么人?是大学生、研究生、年轻教员,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者,一些年轻的研究员。还有民营企业家,在谈些什么呢?谈创意、创新、创业。美国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几年前就登了,对中国将来的前景不是看现在的GDP增长速度,也不是看现在GDP的总量,而是要看年轻人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创意、创业、创新的门路,这就跟30年前美国的情况一样。当时比尔盖茨这些人都是大学周围咖啡馆的常客,这就是中国的变化。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信心。有这样的信心能对第三产业占了主要地位,我们GDP的份额还要增加。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点,就是光靠这个是不够的,要有大量的技术人才、专业人才来做,参加创新的接班人。

现在的经济情况和这个有矛盾吗?没有矛盾。现在强调互联网,强调互联网的精神,强调创新的驱动,都符合规律。因为中国现在正在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供给、需求两方面发力。两方面发力,能够把我们的宏观经济搞得更好,这是重要的。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若干年前就是这个观点,需求调节为主。因为需求调节是解决近期的问题,比如经济过热了,抑制需求;经济冷了,刺激需求。多年来就是这样的。供给的调节,长期不在主流经济学的范围之内。到什么时候开始提出供给方面的调节要加强、加重呢?是在70年代以后。70年代美国发生了滞胀,滞胀怎么发生的呢?因为主流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它没有滞胀这个概念,总需求要么过大,要么过小,总需求过大,经济就热,总需求过小,经济冷却了。

70年代中发生了滞胀,滞胀怎么会发生呢?当时美国总统是尼克松,尼克松弄不懂这个问题,就请主流经济学家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发生了滞胀呢?主流经济学家,也就是所谓的后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因为美国经济中存在着两大垄断力量,一股垄断力量是工会,工会控制了工资水平,形成了工资的刚性,工资只能涨不能跌,结论就是工人去罢工,这就成为经济当中第一股垄断力量。第二股垄断力量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控制了价格,价格只能涨不能跌,如果你跌了,就不卖了,不生产了,你这还不是有问题吗?尼克松就问了,既然是这样解释滞胀的发生,你们说有什么对策呢?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就回答了,有,我采取这个办法,跟小孩游戏一样,小孩子有一种游戏叫蛤蟆跳,就是两个小孩,一个在地上趴着,这个从后面跳过去了,改成这个趴着的又起来了,轮流跳,工资和物价两种刚性在玩蛤蟆跳,现在怎么办?一只手控制一个小孩,不让他起来,跳一次就完了,两只手,一只手控制这个小孩,一只手控制那个小孩,两手都摁下去,跳不起来了。所以,尼克松采取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什么内容呢?新经济政策就是说,工资供给以某年某月某日为准,不能再涨,摁下去了。第二,价格管制不能随便涨价,以某年某月某日为准,两手一起动,滞胀肯定会被摁下去。

美国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这种动作违背了市场基本规律的,工资你能冻结吗?工资冻结了,工人不干了,你缺劳动力了,所以只有偷偷地给工人加班费,这样政策没用了。你物价能冻结吗?美国的市场经济,一冻结,它不生产了,黑市交易,黑市买卖,物价不一样上去了吗?结果就没有效了。尼克松后来因为水门事件就下台了,继任的总统福特、卡特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到了里根政府时代吸收了另一派经济学家供给学派的做法,关键是增加供给。

增加供给靠什么?技术创新。没有创新,没有新的供给,没有新的供给,市场打不开。所以,从80年代起,美国成为摆脱滞胀的国家。对我们近代来说是有启发的。我们长期是需求方面的调控,需求调控是近期调控,因为它解决的是近期的问题,而供给调控是中长期的调控,中长期的管理一般需要好几年,甚至十年。供给调控什么内容?三大内容:第一,部门结构调整。部门结构该淘汰的淘汰,这是部门结构调整。第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第三,技术结构调整,技术应该把新技术放在前面,这样的话,供给的调控才能成。这两个是互动的,需求和供给两端都发力,这属于一个中长期和短期、近期调控的配合,中国需要过这一关,这一关在什么地方?这一端从供给方面讲,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改革要加快,因为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国有企业除了要害部门以外,一般的竞争性行业,应该采取改革是混合所有制的方案,中央的政策是很明确的。竞争性行业改成混合所有制,国有资本的限额没有,没有限额,因地因行业而异就好,这样就可以把混合所有制推动起来。

推动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就有独立生产经营,它来进行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宏观上的作用必须和微观的作用配合在一起,没有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者,这是没法搞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应该看到,最近一些新的政策,新的政策上采取共享制度,就是职工持股制度,这个持股制度吸收了90年代的经验,不吃大锅饭,不是人人有份,是给骨干工人,把骨干工人稳住了,留住了,而且是非终身制,岗位变了,股权就变了,你不在这个岗位上,你持有的股权就有变化。这样的话,你真正能够调动积极性,共享经济也能够实现。

共享经济的概念怎么来的?从经济学中自然引申出来的。大家知道,在经济学家中一个共识,物质财富包括利润,是物质投资者和人力投资者共同创造的,既然是两者共同创造的,就要问了,为什么利润的分配只归物质资本投入者所有,人力资本投入者的收入来自成本,成本中的工资部分,这就明显不合理呀。你既然是二者共同创造的,为什么人力资本只能从工资成本中取得自己的报酬?于是就有职工分享利润,用股权奖励的办法让你来分享。这个都是一些重要的变化。所以,供给方面的发力要跟上,国有企业的改革要跟,国有企业才能成为独立市场经济主体。

我们对前景的看法,中国的经济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要听信国外有些人说中国经济遇到了这个困难、那个困难。不是,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我们要结构调整,我们要改变发展方式,我们要大力培养新的专业人才、熟练技工,这都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是短期内能够奏效的。但是,只要我们的方向不变,持续进行,我们会得到应有的成果。

刚才休息的时候,在休息室里问我,你对2016年经济形势怎么看?我认为,势头正在变好。因为经济下滑,它总要破解的。破解在哪里呢?创新,包括体制的创新,包括管理的创新,包括营销方式的创新,也包括科技的创新。创新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能够立竿见影的,它有一个过程。但是,只要我们在这个方向上走,坚定我们的步伐,保持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而重在质量,重在效率,重在新人的培养上,我相信经济会逐步地稳定上来。就是开放,我们的观念也变了,现在的开放和过去20年谈开放一样吗?不一样。20年前谈开放,主要是引进外资,现在不是这个了。现在的开放是争取国际上的联系,重点在共惠共赢,我们帮助大家一起建设,我们的产能过剩也有地方去。所以,我们的观念的改变是重要的,发展理念的变化,创新是排在第一位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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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何颖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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