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葛剑雄：要为青年创造上大学以外的出路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燕 | 北京报道

2015年高考落下了帷幕。与往年一样，今年高考期间，仍然不乏针对高考的争议性新闻，在安徽六安，被称为“高考工厂”的毛坦厂中学一夜间闻名全国；一些河北“官二代”来到内蒙古参加高考，只为有更高的几率考上心仪的大学；在江西南昌，一位记者通过卧底的方式曝光替考团伙。一起起事件再度引发人们对于高考制度改革的讨论。

去年9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对高考考试科目、高校招生录取机制都做出了调整。其中，高中将不再分文理科、外语可以考两次、将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文理6科选3门成绩计入总分等举措引发关注。目前，作为先行试点省份，上海和浙江都已经根据该改革方案出台实施细则。

日前，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葛剑雄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剖析目前高考乱象背后的原因，阐释高考改革如何才能行之有效。在他看来，社会应该为青年创造上大学以外更多的出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考恶性竞争的现象。

社会应该为青年创造上大学以外的出路

《中国经济周刊》：每年高考期间，尽管一直有人呼吁不要过分重视，但是似乎社会的重视有增无减，您认为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葛剑雄：我们过去形容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青年的出路越来越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差。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20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应该是40%。也就是说，到2020年，同龄青年中有40%的人能够进入大学。在中国，上大学和不上大学差别是比较大的。许多农村青年只有上了大学才有可能拥有城市户口或合法的居留证。城市青年在面临找工作、评职称等关卡时也要求他必须有一张文凭。目前来说，高考是国内公认的获得更好前途的一条途径，无论是考生或者家长自然对它非常重视。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提到，“要是没有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恢复，绝不会有我的今天。”直到今天，高考仍是大多数学生改变命运的途径。应该如何看待“一考定终身”这种现象？

葛剑雄：2020年我国大学的毛入学率计划要达到40%。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60%的青年是上不了大学的。即使在欧美国家，毛入学率也仅仅在50%左右，但是它们很少存在像国内一样的高考压力。主要原因是政府要做好分流，在义务教育结束后，有的学生选择继续深造，有的学生可以选择别的途径成为合格的高素质劳动者。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从本质上来消除高考过大的压力。

我们要达成这样一点共识，上不上大学只是分工的不同，社会地位、待遇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并不需要人人都上大学,合理的分流需要政府与社会指引，家长配合和青年自己的理性选择。应试教育的形成不是学校单方面的责任，需要政府和社会确保青年能够在不同的阶段找到不同的出路。

高考不应该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规定，2014年在上海市和浙江省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试点，您如何评价上海在高考改革方面的举措？

葛剑雄：我并不认同将高考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突破口。这次的改革方案并没有找到关键点。高考本身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它改变不了40%和60%之间的差别。为什么这些年毛入学率增长很快，但是高考矛盾却越来越尖锐？因为社会竞争也日趋激烈，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竞争其实已经从高考提前到高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高考改革只能改变高考，不能根本上改善这种竞争现象。

以上海为例，我忧虑的方面有两点。第一，目前提出的一些方法可以预见的客观效果并不理想。比如外语考试考两次，在目前高考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除非第一次考满分，不然有90%的人都会考两次，压力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另外，取消文理分科，从组织师资的角度来看并不科学。第二是很多在上海可行的方法在全国来说并不具备可复制性。比如将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计入高考总分，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相对比较容易执行，在其他省份则不然，而且也有可能引发作弊、腐败的风险。

我们谈高考改革，好像教育的问题都是由考试造成的，只要改革考试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改来改去，大学的毛入学率永远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反而可能助长了更加剧烈的考试竞争。

应恢复和发展中等专科和职业学校

《中国经济周刊》：改革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葛剑雄：国家要大力加强义务教育。指望把中国的大学马上变成世界一流，这是肯定不可能做到的，可能只有个别学校可以做到，但是如果政府下决心把中国的义务教育办成世界第一，这是指日可待的。

首先要在软硬件设施上建立统一标准，在城区、城乡之间做到均衡。师资数量或质量不够，既可在本地培训，也可以从外地招聘或从发达地区派教师轮流服务。如果我们的义务教育是一流的，那么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就处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能不能上大学、如何选择职业，就靠学生自己。再加上社会的配合，就可以合理分流，从根本上解决高考压力的途径。

《中国经济周刊》：政府应该如何行之有效地促进青年社会分流？

葛剑雄：两会期间我曾经提过一个建议，就是恢复和发展中等专科和职业学校，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普通劳动者、中级人才。

我国原本有一批初中毕业以后可以就读的中等专科学校、职业学校，比如财会学校、技工学校、幼儿师范等，现在基本都取消了。如果60%无法上大学的青年可以就读这一类学校，可以很好地解决就业问题。真正合格的劳动者应该接受这个行业或者这个岗位比较好的培训。现在的情况是，工厂事实上需要有技能的工人，但是招工时却盲目提高学历要求，这对于就业者和市场来说都不是合理的选择。

一个发达国家的教育是全民教育，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包括正规的教育也包括成人教育、终身教育。只有从义务教育抓起，做好社会分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