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评】大国重信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草案）》，提出建立部门间互联共享信息平台，运用大数据等手段提升监管水平，对不守法、不诚信行为“广而告之”，让违法企业一处违规、处处受限。

中国自古就知“民无信不立”。进入现代社会，诚实守信的重要性更是体现在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社会信用水平并不必然伴随市场化程度同步提升，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初创时期，市场与信用的阶段性矛盾往往还会格外突出，甚至在特定阶段内，还会出现社会信用水平不升反降的总体趋向。譬如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屡禁不绝的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环境污染，乃至商业贿赂、内幕交易、逃废债等企业和个人的不端行为，就是这种阶段性矛盾密集爆发的突出反映。

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诱因是市场机制固有的缺陷，即市场总是处于不完备的状态，交易主体一旦发现失信行为有利可图，且这种失信行为不会受到现有制度足够惩罚，就会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冒险策略，而其他交易主体为了避免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牺牲品，又会相应采取跟风式的追随策略。这其实也正是为什么市场不能完全放任听其自流，而中国“新兴加转轨”的市场特征，又为什么很容易造成“一管就死”与“一放就乱”，时常像跷跷板似的按下这头，翘起那头。

“一放就乱”所导致的信用缺失，其受害者绝非仅限于特定行为的相对方。因为倘若交易双方普遍互不信任，且又处于对立立场，必然导致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激增并进而拉低整体经济效率。

一个明显且近于共识的例证和判断是，中国的投融资体制是导致近年来增量资本产出率一路攀高至危险水平的核心因素。中国在货币信贷总体宽松的大背景下，极为“奇特”地始终伴生着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不易、成本较高的结构性问题。以至于有研究认为，中国企业的加权融资成本保守估计在10%以上，但实体经济净资产收益率不过5%~8%。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金融改革远未到位固然难辞其咎，但与此同时，中国高昂的征信成本，以及企业总体不高的诚信水平，其实更是套在融资链条上的紧箍咒。

当然，中国亟待加强的诚信建设不能重走“一抓就死”的老路。事实证明，通过合理的制度构建与机制创新，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地同时推进净化市场与活跃市场双重目标。譬如借由“支付宝”这一革命性的平台创设，中国的网上购物一举突破信用瓶颈，网络零售交易额在短短数年内急剧增至近2万亿元（2013年）。我们期待，同样以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覆盖式企业“黑名单”公共信用平台，能够也像市场自发式创新那样，为中国经济增加一个全新的、核变式的动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