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赵明月 |河北石家庄报道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我活得最带劲的一年。”2014年5月，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石药集团（01093.HK）董事长蔡东晨说。

去年以来，他经常透过办公室高大的落地窗俯视工厂里的楼群，放眼望去，那些建筑物表面上静谧无声，但是却常常让蔡东晨热血沸腾，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接近梦想：在石药集团董事长位子上，蔡东晨为“恩必普”忙活了14年，就在拿到2013年财务报表的一刹那，他忽然意识到，过去经历的那些酸楚，已经如陈酒般香醇了。

恩必普，学名“丁苯酞”，这种来自于芹菜籽的有效成分，是石药集团研发的一种针对脑卒中的国家一类新药。然而，1999—2010年10余年时间里，石药为“恩必普”的研发投入了4.5亿元，却未见一点回响。作为中国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恩必普”上市之后不仅没有盈利，反而连年亏损，公司内部“放弃”之声不绝于耳。

“一类新药怎么卖不出一类新药的钱呢？”蔡东晨的困惑也是中国药企共同的苦恼：按国际经验，研发新药耗时一般在5~10年，花费动辄上亿；新药研发出来后，短时间内难见成效；我国的新药在医保、招标、定价等方面会受到很多壁垒性限制。与能短期获利的原料药、仿制药相比，创新药难言优势，这让一心致力于在新药研发领域为国争光的药企们很是尴尬。

被逼到角落里的“恩必普”研发人员不得不一改传统的销售模式，赤膊上阵。最终，还是市场给了“恩必普”大大的肯定，让石药的创新之路看到了希望：2013年，“恩必普”的销售额达到10亿元人民币，比上市之初的2005年增长了200倍，在原料药不景气的时候挺身而出，成为石药集团最主要的利润来源。

在蔡东晨看来，这是通过坚持创新尝到的甜头，虽然他和他的团队曾饱受挖苦和嘲讽。

砸钱创新：

在企业最好的时候看到危机

“你们根本不能叫做制药企业，你们就是生产一些简单的化学品，撑死了也就是个大宗商品制造商！”

16年过去了，蔡东晨至今还清晰地记得，1998年石药在香港股市再融资路演时，国外基金经理故意压低对石药估值时的一番“羞辱”。

事实上，这位基金经理所言非虚。当时的石药集团靠“傻大黑粗”的原料药吃饭，生产大量的抗生素出口，并不需要太高的技术含量，相比于那些长于创新、生产高科技药物的欧美药企，石药确实上不了台面。

“当时，中国的药主要都是原料药和仿制药，销售都是以‘吨’为单位，可利润却远远比不上辉瑞、默克等国际知名药企：在国外，立普妥（降血脂药物）一片的售价是几十美元，有些生物药、抗体药甚至能卖到2000美元，老外卖一片药，有时候能顶得上我们卖一吨。”蔡东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从香港回来后，经过反复考虑，蔡东晨决意要做创新药。第二年，石药集团拿出前一年的几乎全部利润，从中国医科院药物研究所买下“恩必普”项目技术。

这在当时看来是极为疯狂的事情，并不为人所看好。当时，石药集团净利润所剩无几，何况项目后续还要招人才、做临床、建厂房、跑市场……样样需要砸钱。

更何况，如此“大手笔”地投向一个尚在临床阶段、产品未来完全不可预知的新化合物，没人敢担保，这个新药会不会有一天突然“胎死腹中”，这些人力财力投入会不会就此打了水漂？

而且，之后的几年间，石药的利润一路看涨，并不是已经到了非拿“恩必普”赌一把的时候：2003年，石药的利润总额高达8.9亿元，以绝对优势成为医药企业行业利润第一。

但蔡东晨心里清楚，利润的高增长有偶然性因素，如那一年维生素Ｃ原料药大幅涨价。“做企业，特别是要做百年老企，你必须高瞻远瞩，越是形势一片大好时，越要看到背后掩藏着危机。我意识到，一个制药企业光靠原料药，肯定撑不过几年的红火期，必须进行创新，研发新药。”

12年熬出头：

没有创新药，石药可能死掉了

认真分析了脑血管疾病对于新药的巨大的潜在需求，“恩必普”项目走上了“敢于投钱、敢于亏钱”的道路。此后，石药几乎把每年的纯利润都投入到了研发之中，身居一线的工作人员也是逢山开路、过河搭桥。

1998—2005年，产品未上市前，由于之前并没有此类药研发的先例，他们苦于没有领路者，只能自我摸索。一款新药要从试验室走到市场，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流程：药物机理研究、药学放大研究、二期临床、三期临床、产品工艺和法规符合性的研究……一位曾经参与临床试验的研究人员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道：“在临床的时候，我们要跟医生解释很久才能把问题说清楚，而且这种心脑血管类的药物，一般病患都不愿意实验，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和成本。”

经过不懈的努力，2002年9月，石药最终取得了“恩必普”原料及软胶囊的新药证书及试生产批件。2003年3月，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下称“恩必普药业”）成立。从征地、做标准化设计，到建设原料车间、制剂车间以及软胶囊生产线，每项工作又是一番新的挑战。

2005年，恩必普终于上市，但又遇到了销售难题，销售额迟迟打不开局面。对此，研发人员不得不亲自上阵，赶赴销售一线去卖药。实践证明，相比夹杂着灰色利益的传统销售业务员模式，研发人员通过学术交流和专业证明向医生推荐的销售方式更有效。

“‘恩必普’软胶囊上市的第一年，我们卖了300万元，亏损了3000万元。我见到一个卖仿制药的代理，感觉抬不起头来。人家卖药卖得比我们好，赚了3000万元。”恩必普药业副总经理黄憗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说，当时对这个代理人很是羡慕。

时隔七八年，黄憗再次遇见了这个代理人。“一打听，他还是卖了3000万。但现在，仅‘恩必普’一个创新药的年收入就超过10亿，相当于一个中小型企业年收入的总和，你说创新的威力大不大？”

市场“变脸”更证明了蔡东晨的“疯狂选择”是对的：我国原料药、生化药价格下跌严重，不赚钱、亏损，成了靠它们生存的药企必然面临的结局。“如果没有投入‘恩必普’，如果没有投入其他几个新药，现在石药说不定就死掉了。”蔡东晨说。

与此同时，石药和恩必普药业的人经常被业内的医药企业定向挖角，很多咨询公司都前来这个颇具神奇色彩的企业调研，并以调研过“恩必普”项目为炫耀的资本。现在，几乎每个在华外国药企的研发部门都有从石药过去的人，而且这些人里，十个有九个都是从恩必普药业出去的。

2014年5月17日，石药的“恩必普”获得被誉为中国工业“奥斯卡”的“中国工业大奖”，这也是该奖项创立9年来第一次颁发给制药企业。与之同时获奖的，还有“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项目、青藏电力联网工程等项目。

答辩当天，很多评委和一起参选的人都忍不住问黄憗：你这只是一款投入不足10亿的创新药，而其他参选者则是像青藏电力联网等投入动辄上百亿的“高大上”项目，怎么比？

黄憗激动地说，现在中国有1000多万的脑血栓病患，背后就是1000多万的家庭，而且很多家庭都是因病致穷。“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前后几乎是不计成本、不见回报地投入了10多年，每一分钟都有可能因为走不下去而倒下，但是最后我们坚持了下来。”

黄憗答辩结束，现场掌声经久不息。

务实的梦想家：

柳传志眼中的“老虎”

据黄憗回忆，一路走来，关于新药研发，蔡东晨发过火、骂过人、拍过桌子，却从没在钱上卡过他们的脖子。

这种慷慨与蔡东晨在美国科研机构的一次调研经历有关。“美国每年用于基础研究的投入是中国的187倍。在制药领域，中国的投入只占到美国的0.27%。整个中国，国家一类新药的总数，还不如人家一家跨国药企。”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戳在蔡东晨的心里。

这种对比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国产药在三甲医院仅占20%，进口药、合资药已然一统中国药品市场。一个有着悠久的医药历史文化的国度，拥有如此庞大的医药产业，但我们的药却不能出口，反而依赖进口。根就在创新能力上。”蔡东晨说，“我的梦想就是，以后不只要中国人生病用中国药，而且让外国人用上中国药。这并非空话，仅以‘恩必普’来说，就实现了这个目标，现在已经有国外医药公司来买‘恩必普’的专利。”

关于蔡东晨，舆论并没有给他贴上太多标签，每一个熟悉蔡东晨的人都知道他行事低调。对于“蔡老板”，石药团队几乎一致的评价是：直爽、热情、精力充沛。在医药界，他是赫赫有名的神威药业董事长李振江的偶像；在企业界，他被中国企业教父柳传志称为“老虎”。

当你走进石药，你丝毫感受不到这家被外界渲染成“领袖企业”的员工们的自满和骄傲。你看到的一切仿佛全是他们身上的压力：他们很辛苦，但老板好像更辛苦；他们很努力，但他们总是告诉你，他们离目标还有多远。

“尽管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但跟董事长的要求还差很多，10个亿还不够，他要做到60亿美元，让‘恩必普’成为‘世界大药’，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我们现在跟着他的步伐走，之前看似不可能的梦想都实现了。虽然我们压力都很大，但是我们都很有信心。”黄憗评价说。

公司开会时，蔡东晨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做了6年工人，然后做销售，当业务员，一步步干起来。讲这些是什么意思？我学历不高，不是靠智慧、靠聪明、靠谋略干成的。我是太普通的一个人，很简单的一个人，靠的就是毅力和苦干。”

“在石药，我们倡导结果论，用心做事，做成事是敬业的标准，没有结果，说明一切都是惘然，在‘假、大、空’的吹嘘幻想中工作没有意义。”蔡东晨在一次内部形势分析会上说，给高管人员以巨大压力不是针对任何个人，而是客观形势所迫。“我们的企业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老国企那套一团和气、得过且过的日子早已过去了。国家政策和行业竞争形势发生剧烈变化，3年一个轮回，如果不能适应，企业就要面临生死问题。”

1997年挂牌成立的石药，如今已经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在石药中央药物研究院里，涉及心脑血管、精神神经、内分泌、抗肿瘤等七大领域的25个国家一类新药、170个新药项目正在酝酿。“原料药做不到第一就撤下，完全杀到新药上。”蔡东晨年过半百，仍宝刀不老、朝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