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该部新法规定对违法排污企业无限期按日连续处罚，罚款上不封顶，同时建立“黑名单”制度，将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布，等等。因此，业界普遍称其为“史上最严环保法”。

“史上最严环保法”不严不足以应对日趋严峻的现实挑战，因为这种挑战哪怕仅仅按经济尺度来衡量，其倒逼下的压力也已经大到全社会无力继续承受边缘。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中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至12%。中国连年高增长的成本支出，因环境污染而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6%。

基于形势所迫，新环保法相比修订前尤为注重实现“该收的能收得上，该罚的能罚得到，该管的能管得住，该停的能停得下，该关的能关得了，该治的能治得好”。应该说，这种强化管制的基本思路，正切中此前环保执法偏软偏弱基本症状，俟其施行当可期待显著成效。

不过新环保法待解难题依然巨大，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生态恶化源起于粗放式增长模式，而这种模式又是由多重因素共同驱动并一路强化所致，其中有些因素根系之深、纠结之广，绝非一部环保法所能根除。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粗放式增长模式的成因，无疑是资源价格过于低廉，而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国资源产权界定不清，无论在土地、水流、矿产、能源还是环境污染等方面，均未建立起真正反映稀缺程度以及与成本相适应的价格形成机制。倘若这种价格扭曲不能被彻底矫正，市场主体在收益递增现象的约束下，很难实现绩效性制度变迁。

其二，地方政府间的政绩“锦标赛”，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关键性的变量，而围绕这一变量，近年来较为可喜的变化是，GDP至上的政绩考核体系开始逐渐被弃用。但由此接踵而来的新问题则是，政府政绩所应涵括的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之间的关系， 必然需要长时间的摸索才能逐渐形成期待中更合理的均衡。

当然，环保问题之于中国挑战之大，除了上述人为因素盘根错节，可能还有一些更棘手的客观因素交织其中，譬如中国煤多油少的资源禀赋先天不足，再譬如中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决定了结构调整的容忍度相对较低，而凡此种种，共同决定了中国面对日益收紧的环境制约，必须立足打一场全民性的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