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可以很简单，但衡量起来却不容易。 CFP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李勇

自1934年诞生以来，GDP（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为全球决策者判断经济冷热、决定政策取向并精细调整力度与节奏提供了依据，也帮助企业分析市场机遇和挑战，做出于己有利的商业决策。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甚至这样赞美GDP：“虽然GDP和国民经济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们确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GDP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

改革开放以来，GDP成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不管是投行、经济研究机构还是经济学家，它们所作出的关于GDP增速的预期和判断，总能引起关注，有的时候甚至影响股市的走向。GDP指标还一度成为地方官员头上这顶乌纱帽的考核依据。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渐渐发现GDP指标自身有缺陷，GDP的增长并不能完全代表健康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80年代后期和2008年前后，对GDP的质疑有过三次高潮。

专家认为，GDP指标不能完全反映经济活动的总量、不能准确反映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益、不能准确反映经济结构、不能准确反映社会分配和民生改善、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我国，以往各地热衷追求GDP，产生了许多问题。

首先，不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争抢项目，土地出让“零地价”，税收减免“无底线”，污染排放“看不见”。这么做既人为压低了工业投资成本，助长产能过度扩张，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又削弱了企业的创新动力，使其习惯于低水平、低技术、低效率的重复投入，还把本应用于改善民生的财政收入变相用于补贴企业，严重扰乱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其次，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表示，“一些地方官员看重GDP，是因为它能‘一年一变样’，又代表政绩，政绩光鲜自然能步步高升。而转方式、调结构是慢功夫，这一届费力气，收效的是下一届，谁会去干这种‘傻事’呢？”　　

再次，不利于改善民生。王一鸣表示，过于重视GDP，必然会忽视改善民生，结果经济蛋糕做大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却降低了，以至于一些地方的群众调侃干部“你们天天讲GDP，我们关心的是人民币”。

最后，不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除了GDP，国际上都有哪些衡量发展状况的指标？

“净经济福利指标”：

1972年，两位美国学者主张把城市中的污染、交通堵塞等经济行为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掉；同时加入传统上被忽略的经济活动，例如休闲、家政、社会义工等。

“国内生产净值”：

1989年，美国学者主张将自然资源损耗成本从GDP中扣除。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

1989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提出该指数，指数包含一些过去没有的内容。例如，它计算财富分配的状况，如果分配超出不公平的标准，必须被扣分；它还计算社会成本，如失业率、犯罪率；医疗支出等社会成本，也不能算成对经济有贡献。

“人类发展指数”：

1990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这项指数最重要的突破，是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主张从人本观点出发，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的目标，这项指数除了调整国民所得之外，还加了三项指标，即人口平均寿命、成人文盲比例、学龄儿童就学率。

“可持续发展指数”：

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提出。这套指标包含四大类：一是社会，二是经济，三是环境，四是政府组织、民间机构。综合这几个方面得出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状况。

“绿色GDP”：

1997年，德、美三位学者共同提出了“在财富成倍增加的同时使资源消耗减半”的新理念，还提出了绿色经济和绿色GDP的新概念。（资料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