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华

1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会议原则通过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

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加速推进之势，这将给政府与公民个体带来深远的影响。

政府一方面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设计师和推动者，履行着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的职能；但作为社会信用主体的一部分，也将日益受到社会信用体系本身的约束，促进政府履职方式的转变，维护政府的公信力。

以地方政府发债为例，若在对发债主体进行信用评级的基础上，确定发债的规模、利率和期限，那些还款能力弱、还款意愿差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旦出现违约风险，将会被降级，再发债融资或者“借新还旧”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通过信用体系的作用，“新官不理旧债”或者恶意逃债的行为将会受到抑制，地方政府债务的预算“软”约束将会变为“硬”约束，倒逼地方政府提高投资效率，维护公信力。

对于社会成员而言，个人征信覆盖的面将越来越宽，而且使用个人信用报告的地方会越来越多。信用记录作为“经济身份证”将日益受到重视，从过去办理贷款、申请信用卡时需要查询信用记录，将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在上海，类似地铁逃票这样的“小事”都将纳入到个人征信系统，并影响到以后公务员、教师招考等方面。

要提高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需要公民的“自律”和信用体系的“他律”。

“自律”有赖于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他律”则需要社会信用体系起到奖善罚恶的作用，提高社会失信的成本，保护守信者的利益，以免“劣币驱逐良币”。

为更好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一是“硬化”失信惩戒机制。失信者得到惩罚，而守信者利益得到保护，是社会信用体系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由于信用基础数据统一平台尚未建立，多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还在探索中，未能形成失信惩罚的合力。

通过完善征信系统的功能，综合记录社会生活中的失信行为，并且和其他利益相关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将个体失信行为转化为失信者与全社会的矛盾，这无疑将大大提高失信的机会成本，从而对失信者产生强大约束力和威慑力。在高昂的成本面前，人们会打消一些失信行为的冲动。

在德国，如果一个德国人闯了红灯，他不仅会收到交通管理部门的处罚单，还会收到保险公司告知其保费增加1%的通知单，银行会要求他提前还购房分期贷款，其供职的机构也会将其列入下一波裁员的黑名单。一旦失信，各种惩罚便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纷至沓来。

失信惩戒机制发挥重要作用以后，守信会逐渐内化为人们的一种行为习惯和道德修养，从而实现“他律”与“自律”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会大大好转。

二是健全信用管理的法制体系。那些社会信用体系高度发达的国家，基本都形成了完备的涉及信用信息服务业的法律体系。2013年我国颁布的《征信业管理条例》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但对于如何协调不同部门在信用产品生产、销售、使用中的权、责、利，确保信用信息的安全，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信用管理的法律体系。

三是对失信记录的消除机制。由于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处于初步阶段，人们的信用意识还有待提高，过于严厉的惩戒机制会使一些失信者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因此，需要细化失信记录的消除机制，比如可以让失信者通过参与慈善事业、做义工等志愿服务的方式来消除失信信息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