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评论员

“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12月25日在京举行。这一由中央媒体与国家部委共同举办的大型学术性经济峰会，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宗旨，围绕“经济升级与创新驱动”的论坛主题，政、企、学各界建言献策，珠玉纷呈。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曾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要求“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实施好”。

经济升级是当代中国必须担负的历史使命，而创新驱动是经济升级别无选择的必由之路。

一方面，经过连续三十多年高速发展，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资本和劳动带来的边际收益不断递减，技术引进的空间也在不断缩减，土地、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则开始凸显。如果沿用原来的发展路径，不仅潜力有限，而且可能进一步增加摆脱路径依赖的困难。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伊始，所需解决的社会矛盾相对明确，解放生产力的要求相对明晰，彼时的中国社会，最为迫切的要求是解决温饱、改善生活。而在当前，社会民众对于改革绩效的判断标准开始由单一向全面系统转变。因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利益分化与固化，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尽管方向明确，但眼下，我们对于如何尽可能快速并且广泛地推进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升级，所知依然不多，分歧依然较大，需要调动各种力量为之出谋划策，进而凝聚共识、协调步调。

进行这项工作的可行思路之一，是要先从中国成功经验入手。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征之一，就是不断推行新制度。比如，改革开放之初，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立竿见影地扭转了中国粮食供应长期短缺的困厄局面，借此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转移，更是在此后三十年间源源不断地为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与生产率提升，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这种制度先行的成功经验放诸今日依然适用。创新理论首倡者熊彼特认为，“创新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存在某种潜在利益，创新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一个历史包袱沉重、依然存在诸多制度性障碍的经济体，往往会妨害创新者收获潜在利益，甚至妨害社会先行为创新者孕育出可供收获的潜在利益 ，严重抑制创新活动。

因此，制度创新是一切创新的保障，尤其是在中国这个转轨中的国家，眼下阻碍创新驱动经济升级的大量矛盾，主要源自于先易后难思路下被搁置的体制弊端，只不过，此前相当长的时间内，因为生产要素大量投入，由此带来的增长延迟了矛盾的暴露，而眼下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形势变迁要求全社会必须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那样，“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

唯有如此，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升级才能沿理想中的扩展秩序，给力中国，造福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