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金佳玉|大连报道

1998年正月初三，沈阳大雪纷飞。亿达集团董事长孙荫环驱车从大连赶来，专程登门拜访东软集团总裁刘积仁。亿达想要开发软件园，但对软件行业并不熟悉，孙荫环希望说服他与亿达联手兴建大连软件园。

大连人孙荫环有着东北人的爽快和真诚，说明来意后，他直言道：“刘总，软件我不懂，但我们看准了这是件好事，怎么办你说了算，我们只管为你盖房子！”刘积仁被孙荫环的真诚所打动，加上他早有进军大连的打算，于是很快就答应下来。同年4月，东软集团与亿达集团确定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就此东软集团成为大连软件园第一家入驻企业。

对亿达集团而言，孙荫环与刘积仁的“君子协定”是个转折性的历史事件。“孙刘”的强强联手也标志着“中国发展最快、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软件园区”——大连软件园正式拉开了建设大幕。作为园区投资、建设和运营商的亿达集团在经历了15年的努力探索之后，就此走上了一条非公经济城镇化践行的先驱之路。

产业腾飞从软件园开始

创建于1984年的亿达集团，从大连红旗镇一个乡镇建筑装修队起家，通过大打质量牌迅速成长为当地一家知名的乡镇企业，随后趁势进军房地产开发行业，成为大连首个高品质房地产开发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亿达已经发展成当地的龙头民营企业。

为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孙荫环开始考虑如何将企业自身所具备的优势与一个符合未来社会发展、政府大力支持、对城市能够做出贡献的产业紧密结合起来的问题。为此，亿达曾经尝试做传统工业园区，可是并不成功。但是孙荫环没有放弃，始终在寻找机会。

1997年底，大连市政府为了促进产业升级，决心大力发展软件产业，这让孙荫环看到了希望，他立刻动身前往美国硅谷进行考察，继而得到启发，决心要建设一个能够带动高端城市化的软件产业园区。

当时，等待孙荫环和他的团队去开发的还是一片荒芜的棚户区。大连软件园总经理高炜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道：“15年前这里还是个城乡接合部，全都是泥土路，破烂房子，到处是鸡舍、猪舍。”

就这样，孙荫环凭着一种“迈步从头越”的气魄和决心，带领亿达破釜沉舟，就此踏上了“雄关漫道”。提起园区最初的建设，高炜很是自豪，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董事长带着我们在没有任何理论指导的前提下自己摸索着做了一件对的事儿。”这“对的事儿”被他解释为：超前15年走上了一条产城融合的新型城镇化践行之路。

大连软件园的发展犹如一支离弦之箭：以最初的3平方公里作为第一粒“细胞”，不断扩大、深入和蔓延，如今，在大连风景秀丽的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上，以大连软件园为起点，已经伫立起腾飞软件园、东软软件园、亿达信息谷、天地软件园、华信软件园等多家软件园。15年间，大连市软件从业人员从当初的只有几百人，发展到现在已达12万多人；通过ITO/BPO（信息服务外包/业务流程外包）的运营模式以及定制办公楼服务模式筑巢引凤，大连软件园已经容纳了包括GE、IBM、惠普、甲骨文等46家世界500强在内的600多家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

在大连软件园的强力拉动下，大连软件产业收入由1998年前不到1亿元增长到现在过千亿，软件出口由几百万美元增长到32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53.32%；大连软件与信息服务业15年增长近百倍，排名中国第一、全球第五，大连也从东北重工业基地华丽转身为全国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的领军城市。

2006年，全球第一的企业软件公司“甲骨文”落户大连软件园。作为园区成长的见证者，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总经理王文辉有着深刻的感触，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大连软件园不断发展进步，运营模式从最初简单的业务流程外包升级到现在较为复杂的信息服务外包及企业客户技术服务。就如同一个小孩子在不断成长和成熟，能力也是越来越强。”在王文辉看来，孙荫环充当的是大连软件产业的使者角色，他和他的亿达集团为大连软件产业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据了解，大连软件园区域是大连每万平方米土地创造GDP、税收额最高的区域，也是产业能耗最低的区域。在大连软件园，1万平方米产业楼内可容纳800到1000名软件工程师，1年能产生2亿元的产值，贡献2000万元的纳税额，而每年所消耗的能源只是其他制造业的1/6。

孙荫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主导产业构建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发展资源消耗少、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就业人员素质高、低碳环保的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这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建园区的前提是建社区

开发软件园取得成功之后，亿达集团积极响应大连市政府的号召，在2009年又肩负起大连生态科技创新城15.26平方公里核心区的开发建设与运营的重任。从发展高端新兴产业到打造绿色宜居城市，亿达的中国梦已日渐清晰。

生态科技创新城的运营公司大连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问宏宇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说：“生态城在规划上将2平方公里视作一个细胞，就业、教育、商务、医疗完整整合，我们坚持‘一半做产业，一半做配套’的运营模式，这也是我们对产城一体化的一个探索。”

从平整土地、修路、种树开始，生态科技城的建设就是高品质的“精耕细作”。据了解，目前核心区除产业主体建设外，已建成8万平方米商业配套设施，80万平方米产业区生活配套设施，3万平方米五星级酒店及1所国际化标准的中小学及幼儿园。

问宏宇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勾勒了这样一幅景象：在这里，人们的工作、居住、学习、休闲等一切生活所需，都能在最合理的活动范围内实现。在居住方面，我们的想法是让生活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下班之后都可以步行回家；在消费方面，让产业人只需花费10多分钟的路程就可以享受到周边各种服务；而在休闲方面，公园般的城市环境，能够让人们随时随地感受到怡然自得。

这种构想正在变成现实。不久前，记者来到大连生态科技城大东沟村社区，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令人震惊：一排排欧式小楼整齐有序，道路平直整洁；此时的大连已快入冬，但在这里看不出一点萧条的景象——如果不是随行人员介绍，记者不会相信眼前这座充满现代化、国际化气息的高档社区竟然是村民回迁区，就连村委会都建得“高端大气上档次”。

在记者参观之时，迎面走来一个居民大叔，他看到记者竟主动上来搭话。他说：“大连市我走了很多地方，包括金州、普兰店、庄河、金石滩、开发区、旅顺等等，这个小区能进前三名。”

“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涉及城镇化的质量，也是保证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物理基础。”孙荫环表示，“在新型城镇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上，不仅要加大力度，还要适度超前，切实把满足人的需求突出出来，全面做好交通、通信、能源、环保、给排水、园林绿化以及教育、医疗、商业、休闲、娱乐等配套设施建设，并力争一步到位，尽最大可能减少浪费和对环境的二次破坏。”

不建回迁区，

而是为农民再建一座新城

和大连软件园开发前那片不毛之地不同，生态科技创新城所处的西北郊区坐落着大东沟村、由家村、牧城驿村、三寰集团、辛寨子街道、营城子等，开发商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就是安置回迁原住民。

“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农民利益的损失是最大的。所以城镇化首先要涉及的就是土地转化，如果得不到土地原住民的支持，就会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城镇化也会遇到阻碍。”孙荫环董事长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说道。因此亿达在解决原住民问题上下了一番功夫。

“在农民住房问题上，一般房地产商的思维有二：一是要让建楼成本最低化，二是只要是楼房农民就乐意搬。”问宏宇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亿达坚持一个理念：不是在给村民建回迁区，而是为农民再建一座新城。新城和老城最大的区别就是立意新，绝不能把原住民当农民，要让农民真正成为城市居民，获得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长久的过程，我们从居住环境做起。”

“这里每一户原住民都是‘股东’。土地依然是他们有价值的、可持续发展的资产。”问宏宇说。为了解决原住农民的住房问题，亿达在本土最佳位置为原住民规划建设了回迁楼，建设标准与市内的商品房一样。同时，每户原住民可以获得更多面积、更多套的商品房，以解决子女的住房问题。

此外，当地政府和街道还为原住民上了养老保险，解决了养老和医疗问题。没有了土地，这些原住民的未来生活来源从哪里来？对此，亿达也做了周到的安排。每村都有一定量的公寓和商业房产，它们是全村人的资产，未来可以通过出租和运营获得经济来源。

在大东沟社区里，记者看到一队绿化工人正在路边进行草坪维护。其中一位叫于兴洲，正是大东沟的回迁村民。

“我家三口人，以前挤在一所5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回迁后有了两套房子，一套76平方米，一套54.06平方米。房子装修政府也给补贴，而且房子里都给装宽带。这里挺好，亿达给建的，可好了。”该村民说，“我今年64岁，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就出来找点活干，干这个活儿也不怎么累。我在这里一个月1700元工资，老伴儿一个月能领1000多块钱的养老金，家里还有地。平时花费就是买点儿粮菜什么的，小豆、花生、小米什么的都不用自己买，村里每个月都发。现在的生活水平比以前种地的时候能提高一大截。”

“城镇化必须将原住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孙荫环坚信现在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他认为农民问题和城镇化建设是近期和远期的关系，他说：“把原住民安置好了，让他们成为城市建设的拥护者，城镇化才能可持续。”

大连的“市长和市场”

“官助民办”的发展模式是大连软件园一大创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园区在复制这种模式。

《大连日报》对这种新体制做了解释：“民办”，指的就是从1998年大连软件园建园之初，亿达作为主体开发企业，负责软件园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建设、招商引资、产业服务和园区综合管理；而“官助”就是大连市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则在宏观指导、制定政策、招商引资及软件园服务体系建设上，发挥巨大作用，其中，软件园的规划设计、可行性论证、引进企业、引进人才、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咨询、国际招商引资等，政府都派出专门的人参与。实质上，政府的“官助”主要是着力为软件园营造投资、创业和发展的良好环境。“官助民办”既是一种产权明晰的体制，又是一种明确政府与企业责任，保证软件园健康运行的机制。

良好的体制和机制就是生产力。“官助民办”不仅让大连软件园和大连生态科技创新城取得了成功，也催生了一条“产城一体”的城镇化建设之路。

每每提及“官助民办”的创新体制，孙荫环总不忘感恩：在“官”和“民”的合作中，没有大连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的决策和细致入微的扶持，就不会有大连软件园的今天，也不会有大连软件产业的今天。

孙荫环表示：“政府在产业规划、国际招商、品牌塑造、政策实施等方面积极引导，极大地激发了开发企业的热情，充分调动了开发企业的专业能力。‘官助’与‘民办’的结合，极大地激发了投资运营管理园区的企业的积极性和灵活性，促使企业在深入了解软件和服务外包行业的同时，制定出完全适合这个产业发展的创新服务体系，从而为客户创造出更好的发展平台。”

作为大连市创新体制模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孙荫环尝到了甜头。他把大连市今天的政企关系归纳为“市长和市场”。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民和官是有机结合的。市场能做的就交给市场，社会能办的就交给社会；政府充分发挥引导作用、支持作用和监管作用，来助推市场快速成长。两者有机结合，就没有办不好的事。”

孙荫环说：“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如果完全由政府财政投入，金融风险很大，管理成本和效率也值得探讨。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及法规，动员和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市场功能，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基础配套设施投资体系，进一步拓宽城镇化建设的投融资渠道。”

相比于容易成为市民眼中“明星”的商业地产，产业地产商更像是一个拓荒人，默默耕作于城市大计。就像孙荫环其人，福布斯富豪榜上他不是什么“狠角色”，但他却引领着一个产业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