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外交”是中国经济“走出去”的一部分，也是提升中国“智造”品牌效应的一次有益尝试。通过增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稳固双边利益，通过国家利益这一纽带，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将有效转化为外交实力。

李定华

2013年10月初，习近平主席参加APEC峰会及李克强总理参加东亚峰会期间，都纷纷当起了中国高铁技术的“推销员”，以向有关国家推销中国高铁技术的“高铁外交”开展得如火如荼。

加强与东南亚等邻国在高铁方面的合作，有望成为中国经济“走出去”的重要内容之一。

“高铁外交”缘何此时兴起

东南亚地区战略地位重要，但区域内交通设施发展水平不一，已成为相关国家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瓶颈之一。

以泰国为例，泰国铁路存在线路老化、行驶速度慢等问题。在2011年遭遇特大洪水后，泰国政府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复苏的重要举措之一。2013年初，泰国内阁批准一项2万亿泰铢（约合4000亿人民币）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打算修3~4条高铁。目前还处于讨论规划中的泛亚铁路网，若正式开工，高铁建设的市场规模将十分庞大。

目前中国高铁技术已具备“走出去”的基本条件：

一是建设和运营成本相对较低。中国高铁技术在吸收、消化欧洲技术的基础上再创新，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产业化之路，建设和运营成本有明显的相对优势。一份全球高铁研究报告显示，国外建设高铁每公里成本为0.5亿美元，而中国只有0.33亿美元，相差三分之一。由于建设和运营维护成本较低，票价也相对便宜，日本是每公里30美分，而中国可以做到每公里7美分。对于泰国等发展中国家,高铁不光要“建得起”，还要“用得起”。中国高铁技术所具有的成本优势，更符合泰国等国的国情。

二是安全性较高。尽管“7·23”动车事故给中国铁路技术带来了一些影响，但作为目前高铁运营里程超过1万公里的国家，至今未发生大的高铁事故，中国高铁技术的安全性会逐渐得到世界认可。

但中国高铁技术出口也面临着日本等国家的激烈竞争。

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支撑之一，类似高铁这样的重大交通设施建设，甚至会改变一个地区的地缘经济格局，必然牵动大国敏感的神经。高铁技术出口毕竟不是普通商品交易，也不是简单的一笔“生意”，是一个需要高政治协商的领域。没有“高铁外交”在内的多种手段的配合，中国高铁技术出口很可能因相关国家的掣肘和联合阻击铩羽而归。

中国“智造”与“互联互通”

高铁技术出口实现零的突破，对中国意义重大。

首先，高铁技术出口有利于提升中国“智造”的品牌效应。

高铁技术是真正的大国技术。中国为引进、消化、再创新并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技术，投入巨大。若将这些成本视为“沉没成本”（指已经付出且不可收回的成本）的话，高铁技术出口便是一本万利的买卖。通过高铁技术出口创利，国家可以在少投入甚至不再后续投入的情况下，也能获得充足的资金来支撑高铁技术的升级，尽快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虽为制造业大国，但目前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分工仍处于中低端。“产业微笑曲线”理论表明，产品研发和营销品牌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也就是最高点，代表着高附加值；而生产加工制造则处于曲线的中间，也是最低点，代表着低附加值。通过高铁等技术的出口，推动中国制造向高附加值、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中国“智造”转型，促进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提升中国“智造”的品牌效应。

其次，助推中国与东盟“互通互联”战略规划的落地。

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是一项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规划，包括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为基础的“硬件”建设和以制度和情感互联互通为基础的“软件”建设。

泛亚铁路网是“硬件”建设的具体化和愿景。泛亚铁路共有三个方案，一个是东线方案，由新加坡经吉隆坡、曼谷、金边、胡志明市、河内到昆明；二是中线方案，由新加坡经吉隆坡、曼谷、万象、尚勇、祥云到昆明；三是西线方案，由新加坡经吉隆坡、曼谷、仰光、瑞丽到昆明。

中国领导人重点“推销”的吉隆坡至新加坡段高铁和泰国高铁若建成，向北则可延伸到中国昆明，而目前国内已在修建与缅甸连通的高铁。可见泰国高铁在泛亚铁路网中起到了“承南启北”的重要作用。因此，实现高铁技术对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出口，将助推中国与东盟“互通互联”战略规划的落地实施。

2012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为4000亿美元，若要实现在2020年达到1万亿美元的目标，作为经济贸易的重要载体，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的“互联互通”必须先行。

高铁建设涉及多个行业，泰国等国目前尚不具备大部分所需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能力。在出口高铁技术的同时，还将带动中国的机械车辆、信息电子设备、劳务等方面的出口。还可以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为这些国家高铁建设提供优惠利率的融资支持，带动中国资本输出。在高铁合作的推动下，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的目标并不存在悬念。

将经济实力有效转化为外交实力

自2010年超越日本以来，中国的GDP总量这几年一直保持在世界第二的位置。如何将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有效转化为外交实力，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门必修课，这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内在要求。

通过“高铁外交”以及中国领导人在APEC峰会和东亚峰会期间的日程安排，可以隐约看到这样一种趋势，中国以一种更加自信、开放的姿态来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合作，通过“互联互通”，把共同利益这个蛋糕做大做强。

这对高速发展的中国是一个机遇；对于周边国家而言，能搭上中国经济这趟顺风车，也同样是一个重大机遇。通过加强合作，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这样相关国家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机会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除了日本等极少数国家外，大部分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相互依存并非对称的，中国的回旋余地更大。

中国并不追求霸权和势力范围，也不会对其他国家颐指气使。只要相关国家不挑战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双边关系就能得到稳固发展。这样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便能转化成外交实力。

而对于少数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国家，诸如日本、菲律宾等国，在此次APEC峰会及东亚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并未与对方领导人进行会面或会谈，合作热度锐减。与市场庞大、快速发展的中国减少合作，相关国家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的获益将会减少，这对相关国家便是一种“软制裁”。

“高铁外交”是中国经济“走出去”的一部分，也是提升中国“智造”品牌效应的一次有益尝试。

通过增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稳固双边利益，通过国家利益这一纽带，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将有效转化为外交实力。外交实力的增强，将为中国经济发展赢得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出口市场，进而促进经济实力和外交实力的正向反馈，这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要义所在。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