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不应发生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特别是那些源自不合理分配系统所导致的分配不公，应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制止。因为这些现象会削弱人们的互信，进而影响社会资本的积累。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当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通过更有效、更公平的收入分配能有效提高社会满意度，这对于经济政策来说很有提示意义。当然，这个意义不仅局限在政策层面，人们对此理解越深，就越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但这其中也有风险。因为以此为基础（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定的政策很可能最终只是为了迎合大众却失去了实用意义。对于政策决策者来说，更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产出是可以用数字衡量的，而民众满意程度是可以轻易被人为操纵篡改的。

收入分配不公比任何时期都严重

通过降低零点几个基尼系数（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一项指标），我们就能显著提高社会满意度，而无需从传统意义上通过提升几个百分点的GDP来达到这种效果。所以未来的经济政策恐怕将越来越多地依靠上述手段，如降低基尼系数。

当然这其中有难度。因为一方面绝对产出和消费水平是不断增长的，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已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换句话说，收入分配不公的改善空间是巨大的。对穷国来说，传统意义上的收入增长仍将是未来许多年的主流，而与此相反的是，除了那些分配相对平等的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大多数富国经济调节的重点都将是对收入分配的合理改善。

笔者认为，对于那些不应发生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特别是那些源自不合理分配系统所导致的分配不公，应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制止。因为这些现象会削弱人们的互信，进而影响社会资本的积累。要知道，社会资本积累可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因素。

就像人与人之间的感觉是相互的，如果各种职业和社会团体间缺乏信任，假如社会各界都对政府没有信任，假如企业之间相互怀疑，经济就无法增长。经济体就像一个家庭，即使金钱足够，如果信任短缺，情况也会不妙。

收入差别减小不会影响储蓄率

那么，该如何增加资本积累呢？

一般人认为，收入差别减小会削弱储蓄的倾向，因为人们有了更多的闲钱，所以相当于增加了投资未来的资本。但其实完全不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或者不必要减小收入差别了。并没有实证性或理论性证据表明，在收入结构更平缓的经济体中，人们就一定会储蓄的更少，进而投资更多。在这方面，有必要看看奥地利、法国、北欧国家和其他具备类似特点（指收入结构平缓）的经济体的资本形成过程，你会发现平均主义的社会储蓄能力并不比其他社会弱。

当我们比较“大政府”经济和“小政府”经济时，这样的结论也很明显。在1960—1995年间，在那些政府对收入分配只有30%介入度（因此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投资比率，即投资占GDP 的比重平均为20.7%。与此同时，在那些政府介入度达50%的国家（因此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低），投资比重平均是20.5%。你会发现，这两者并没有质的差别！

因此，决策者无需在收入分配公平性（决定民众满意度）上做出妥协，这对于新实用主义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未来经济应该呈现的状态。

高消费水平下的低满意度现象必须解决

人类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对于满足这些需求无法抵御的欲望是一把双刃剑。它驱使人们克服困难，它是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它也具有毁灭性的力量，腐化意志，放纵偏好，追求奢靡，从而对资源配置注入了许多非理性因素。

消费欲望的永久增长是个巨大的问题。自从几个世纪前人类摆脱了简单再生产的锁链，生产与消费除了复制还可以扩张并进入扩大再生产，人们可以生产创造的物质越来越多，但人们的胃口却越来越难以满足。

在旧时代，人们只需要拥有有限足够的物质就可以拥有一天、一年甚至一代人的生活。但现在，只有更多更好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欲望。不论我们生产出多少，消费多少，我们总是要得更多。

有人说胃口来自进食，那么现在的情况是，经济上的“暴饮暴食”如此普遍，经济“肥胖症”和社会疾病伴随左右。经济需要健康的饮食，就像人们需要健康饮食以维持健康的肌体。所以，未来的经济需要调和。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需求被满足的程度在不断提高，但需求本身增长得更快。结果是，即使经济增长在继续，需求和满足间的鸿沟却在加深。就好比一个人拥有的更多，但事情却向更加糟糕的方面发展。这实际上是一个心理的问题，但呈现出的却是经济的后果、政治的后果。

笔者曾经把这种现象比作高消费水平下的低满意度矛盾。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对更多产品的追求将无休无止，而消费的越多，满足感越低，这将产生毁灭性的打击和不良的社会后果。

（翻译：张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