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

世界领导地位的竞争，就是一场争取追随者的竞争，而要赢得追随者，除了需要利益供给之外，还需增加道德感召力。

1998年，美国顶级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顶级刊物《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题为《孤独的超级大国》的著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亨廷顿全面回击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不时发作的“美国衰落论”，宣称美国正处于世界权力结构中前所未有的塔尖之上。

此后十多年，一个昔日长期游走于国际舞台边缘位置的新兴国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崛起：借助加入世贸组织所释放的巨大红利，中国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便在经济总量上先后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甩在了后面，站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

而就在这韬光养晦、埋头发展的十年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猜忌和疑虑却如影随形，不断蔓延，成为中国崛起的“副产品”。崛起的中国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国际理念，使中国在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奉行一种高度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将经济利益的保卫视为外交的重中之重。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如今中国的商品已经漂洋过海，深入到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但中国的思想却很少走出过国门。中国在快速成长为世界大国的道路上，还没有做好准备去为整个世界贡献一种新颖的、具有操作性的世界秩序观。

纵观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近500年来的世界历史，任何一个世界大国地位的确立，都不仅仅是物质实力的展示，而是需要向世界贡献一种思想体系和建立在这种思想体系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从而吸引更多的追随者。英国在19世纪崛起的过程中，为世界贡献了自由贸易的理论和全球范围内的金本位制度，以及大国协调的多边主义国际理念。美国自20世纪初开始，通过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试图为世界贡献航海自由、公开外交、民族自决、国际制度等迥异于英国的价值理念，并借助二战所提供的机遇，最终将其实现，且通过创建多边国际机制和发起多项国际援助计划，将美国的价值理念彻底制度化。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使中国以一种突然的方式突奔到世界的中心舞台，但中国还并没有在思想层面为此做好足够的准备。近两年来，中国和周边国家龃龉不断，这一方面缘于周边国家对中国实力快速上升所带来的权力失衡感到恐慌，故而不惜寻求区外大国来制衡中国，从而给美国重返东亚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对新的东亚和周边秩序还缺乏深思熟虑的思考，中国急需提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观来安抚周边国家的恐惧，并说服它们来适应一种新的权力结构。

如果将国际关系仅仅理解为利益的交换和权力的折冲，则过于简单和肤浅。真正的国际战略联盟并不是能够随意购买或交换的商品。“软实力”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在一个大国战争越来越不可能的时代里，国际政治动员能力更多地基于价值认同和战略互信，而不仅仅是威慑高压和利益交换。长期的韬光养晦和不结盟政策使中国面临着一种全新的战略困局：不少国家在经济上亲近中国的同时，却在精神上、政治上疏远中国。

中国不能像当年的日本一样，给外界一种巨大的“经济动物”的观感。在下一个十年里，中国需要学会去担任世界的领导者，这意味着中国的外交需要进一步加强道德形象和价值体系的建设。世界领导地位的竞争，就是一场争取追随者的竞争，而要赢得追随者除了需要利益供给之外，还需要增加道德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