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洋

　　复杂的民族矛盾制约了中亚国家的互信，而“后院”的认知又限制了中俄两个大国介入的力度。

６月6日—７日，在全球经济复苏和地区安全困境的阴霾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将在北京举行。

与会各国虽炎凉不一，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俄罗斯刚进行了一场争议大选，中国则经济增速出现下行趋势，中亚各国经济增长缓慢且社会变革压力明显。

如何将这种焦灼与制度框架内共同的行动纲领和政策实践挂钩，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位俄罗斯学者曾评价说，“五国会晤机制给中俄提供了和平的后院，也使中亚国家免于顾此失彼的烦恼。”

这句话从积极意义理解，是说五国间的会晤机制实现了中亚广袤空间的和平与稳定；但从消极意义看，显然各国的战略重心是不会移到后院的。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各种区域安全与合作组织众多且相互叠加相互竞争。

中亚地区战略位置险要且开发潜力巨大，这是其长；基础薄弱、开发成本过高则是其短；在综合优势并不凸显的情况下，上合组织自然难以让成员国做出过多的资源倾斜。这是上合组织所面临的大环境。

中俄投入有限，中亚各国自身基础又薄弱，上合组织在经济上态势平淡属于意料中事。需要注意的是，上合组织顶层设计与各国实际困难之间的背离趋势也日渐明显。

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骚乱，虽然在上合组织的各种会议场合常常被回避，但上合组织的缺陷显露无遗。

首先，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复杂的民族关系。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之间的族群矛盾最终导致了一个政权的垮台。

第二，骚乱表明，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内缺乏消化吸收民族矛盾、建构国家共同体的能力。民族矛盾在任何多民族国家都有，只有像吉尔吉斯斯坦这样将民族矛盾与家族政治、地区差异、威权体制结合为一身，才会使矛盾迅速演变成流血冲突和政治动荡。

最后，不安全的政治社会体制，使上合组织区域内的和平特别依靠集体安全原则的实现。不安全的政治体制给外部介入和干预制造了无穷尽的借口，这就要求上合组织内稳定的多边集体合作。

但是，复杂的民族矛盾制约了中亚国家的互信，而“后院”的认知又限制了中俄两个大国介入的力度。美国能够对吉尔吉斯斯坦施加压力最终引发郁金香革命，就是上合组织内部协调力量缺陷的明证。

虽然郁金香革命已经过去很久，但是上合组织所受到的伤害却没有弥合。一个明明存在新区域体制的地区，最终却通过传统的政治手腕恢复了和平，这对新机制而言情何以堪。

自此，无论是自贸区建设还是共同防务，任何倡议在上合组织内都面临一个同样的尴尬境地：谁都不曾拒绝哪怕最激进的建议，谁都不曾充分投资哪怕最保守的建议。要么是能力不足，要么是缺乏意愿。

在一次次会谈后，我们发现，该组织完成的最好的任务依然是五国会晤时设定的目标：安全的后院。

其实，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了，有了安全的后院，各国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渐渐解决问题，追求突破。

但这也是一服缓药，它是靠消极的等待实现缓慢的积累。乏人关注使上合组织的氛围相照欧盟、东盟等成熟地区机制而言无比宽松，这种宽松有时可能会产生意外之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