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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存亡“调结构”

“国内消费能力之所以上不去,城乡收入之所以有差别,原因何在?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提高农民收入是当前最大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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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  厉以宁

尽管欧债危机令中国出口订单减少,出口下降,外资来华投资减少,中国资本走出去更困难,但整体来看,中国经济还是可以保持8%左右的增长率。

保持8%的增长也不是容易的。对国内来讲,最主要就是调整结构问题。GDP的结构比总量更重要。1840年中英发生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GDP比英国多得多,输就输在结构不如人家。1840年英国工业化已经70年了,制造业已经很有层次了,中国还是全手工生产。

人力资源结构也是这样。1840年的时候,英国小学普及了,还建立了多所大学,有很多研究人员、教授,还有经济学家、金融管理专家,也培养了大量技工;中国1840年农民大多数是文盲,妇女大多数是文盲,少数读书人也读的是四书五经,有几个人懂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

回到今天,中国跟日本相比,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了,这是我们多年努力的结果,但是一说到结构,我们不如日本。

企业要想进一步的发展,在产能过剩、部门缺乏投资的情况下,不调怎么行?调结构关系到生死存亡,必须把握机会抓紧时间。

结构调整同样涉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民营企业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是有优势的。要切实帮助民营企业开拓国外市场。

提高农民收入是最大的改革

调结构,更重要的是要调得好。要调的最大结构是什么?城乡二元结构。

国内消费能力之所以上不去,城乡收入之所以有差别,原因何在?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提高农民收入是当前最大的改革方向。

我们要扩大内需,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收入,随着劳动素质的提高,用工成本当然就要上升,这还不够,必须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

关于这个问题曾发生过一场经济学界的争论。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大萧条,失业问题严重,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派是英国古典派,他们解决失业问题的思路是:一个人工作两个人做,一个人工资两个人分,他们觉得,这样失业问题就解决了。

当时还年轻的瑞典经济学家尼尔达尔写了一份报告,提出要解决失业问题必须解决民生问题,多建平价出售的房子,多建公租房,搞失业保险和养老基金。

他的学说一被实施,消费马上就扩大了。这说明人们之所以不敢消费,就是有后顾之忧,把后顾之忧解决了,消费就提高了。

建平价出售的房子,这种任务是要由政府承担的。政府要让人有房子住,再提高了收入,人民生活状况改善了,后顾之忧就消除了。

西方国家是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情况下,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时城乡保障又没有一体化,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别。所以不但要解决后顾之忧,而且要让农民感到社会保障上有一样的待遇,这样整个内需就扩大了。

货币投放要稳健

有人问,这次国际金融风暴对我们最大的启发或者教训是什么?我回答说是财政收支平衡。

美国经济学家曾经说:财政赤字不用担心,经济有周期,经济困难、萧条的时候赤字多一点没关系,经济繁荣时期来弥补,这样下来,财政赤字、财政盈余一抵消就可以了。

经过几十年时间的验证,证明这完全是一个幻想。经济萧条的时候,国债可以大量放,但等到经济繁荣的时候,就不是这一届政府了,新政府也要彪炳自己的政绩,给老百姓留下好名声,就会同样扩大财政支出。

在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中国应该怎么办?货币量适度放松,要稳健。中国跟外国不一样,中国是双重转型:一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二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双重转型中,货币流动量更大,流通速度比正常要慢,很多流通渠道还不畅通,西方国家计算出来的货币流通水平对中国不适用,它的正常水平在中国就是紧缩。

宏观调控最重要就是找时机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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