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欣

自1997年以来，我国一直按照8%的经济增长率进行宏观调控，这个8%增长率的制定联系到上世纪80年代制定的国民收入10年翻一番的计划，即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7.2%。10年将翻一番，这个增长率借鉴了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是按照8%左右的增长率制定的。但这个增长率在理论上从来没有被论证过，而近10年来按照这个8%的增长率进行的宏观调控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GDP数字陷阱

主流经济学把名义GDP的增长率划分为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从而把实际GDP增长率依附于技术上的生产函数，并把控制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对GDP和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统计变量的严重误解。

GDP根本不表示任何实物的或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而只是一个货币交易值，国民收入核算的其他统计变量也只是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只是有效需求问题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换句话说，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统计数据都只是货币值，从而按照目前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根本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经济学家只是按照各国实际GDP增长率的经验来估计中国的经济增长，如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GDP增长率长期一直稳定在3%左右，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其他东亚国家在高速增长时期的实际GDP增长率大约在7%左右，由此认为我国按照8%的实际GDP增长率保持长期增长已经是非常乐观的了。对我国近30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在9%左右的经验资料的分析似乎证实了这种判断，但这种经验分析是完全错误的。

GDP并不是由技术上的投入和产出所决定的实物的数量，而完全是由货币供应量所决定的货币交易值，其意义在于表示企业以获取货币计量利润的经济关系。比如，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完全是以货币值计量的，由于存在着投资所形成的资本存量，GDP增长率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赢利，从而GDP增长率的变动将形成经济波动，稳定的GDP增长率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而稳定的GDP增长率完全取决于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这种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取决于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或名义GDP的增长率。

从理论上讲，根本就不存在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划分，现实中物价指数的统计存在严重问题，如我国目前使用的物价指数是以1990年为基期的，显然，现在人们消费的产品与1990年是完全不同的。

宏观经济管理应该以名义GDP为基础。如果按照名义GDP增长率来考察我国的经济增长，从1980年至2006年，我国名义GDP的增长率为16%，而不是实际GDP增长率的8%，这个数据取决于由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对于货币供应量的决定，简单地讲，主要取决于经济中的储蓄率。

我国目前的储蓄率约为35%，如果人们把储蓄中的70%用于银行存款，每年银行存款将增加24%（如果存款占储蓄率的60%，银行存款增加21%，我国1980年以来，这个比例在60%～70%），这种增加的银行存款在统计上就是货币供应量。换句话说，从1980年以来，我国平均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超过20%。当给定货币供应量，我们只要知道货币流通速度，即可得到名义GDP增长率。美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约为1，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3%，是因为美国的储蓄率仅为10%，且其中用于银行存款的比例只有40%。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对GDP增长率的比值大幅度下降，即使如此，目前这个比值也在1.6左右。由此推论，即使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比值为1.6，目前我国35%以上的储蓄率和20%以上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也应该使GDP增长率达到16%左右。

按照这种简单的分析可以重新说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资料。日本在1960—1980年代的高增长时期的储蓄率约在35%左右，其名义GDP的增长率达到了24%，台湾地区在高增长时期的储蓄率为30%，名义GDP增长率为22%，韩国高增长时期的储蓄率达到了40%，其名义GDP的增长率达到了30%，按照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当储蓄率达到35%以上时，经济增长率将超过20%。正是这种名义GDP的增长率（而不是7%的实际GDP增长率），使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人均GDP从战后的100美元左右赶上了发达国家（日本在1990年超过3万美元），而按照7%的实际GDP增长率是不可能达到这个数字的。

没有依据的8%

这种由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16%的高速增长的意义在哪儿？

我国1991—1996年过高的25%的名义GDP增长率通过高投资使资产值大幅度上升，而当名义GDP增长率在1997年回落到8%，由于高资产值所决定的固定成本（折旧和利息）的存在，使所有的企业全部面临亏损，导致了严重的企业破产和失业。这种经济衰退到2003年开始复苏，名义GDP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加通货膨胀率）回复到16%左右，但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依然按照8%的实际GDP增长率的经验和思路来控制增长率。

由于目前35%以上的储蓄率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这种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压低增长率的做法带来严重的后果，目前商业银行的存贷差接近30%，即存款没有转化为贷款，形成严重的流动性过剩。这些资金转入了股市和房地产而大幅度提高资产值，带来严重的经济波动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近年来，这种按照8%实际GDP增长率的宏观经济管理已经造成了货币金融体系的严重紊乱。

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的货币化和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决于名义GDP增长率，即假设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不变和工资率不变，名义GDP增长率越高，就业越高。韩国1965—1980年是其历史上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一段时期。在这15年中，韩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名义GDP年均增长27.31%，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达到了40%。正是这种高经济增长速度使韩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1965年的58.46％下降到1980年的34.01％。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最快的1991—1996年，名义GDP增长率平均高达25%，每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平均为1400万；而在经济衰退时期的1997—2003年，由于名义GDP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7年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共只有1400万。

这些经验说明按照8%的增长率调节经济是没有依据的，当前我国经济中的最重要问题是通过提高名义GDP增长率（以及调整结构）来转移农村劳动力而实现城市化。按照东亚和拉美国家的经验，我国完全能够在2020年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村人口降低到40%以下。

而在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条件下，如果一国能够在保持本国货币金融体系相对独立的情况下，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就能够在国际经济中取得竞争的优势和获取利益。例如，近30年我国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引进外资完成的，吸引外资的条件是使其能够获取利润，而利润来自于货币供应量的高增长率。1991—1996年，我国平均的名义GDP增长率达到了25%，在采用人民币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条件下，外商投资获取的人民币利润就是美元，当我国25%的经济增长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3%的增长率时，形成了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完成了我国的技术赶超，通过引进外资产生的技术进步，使我国以前的进口产品成为出口产品，由此产生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从而保持住联系汇率和人民币的稳固地位。在当前我国超过2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条件下，完全可以通过提高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来引进技术和人才，以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大的优势。

另一方面，在目前我国存在大量贸易顺差的条件下，除了提高人民币汇率之外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提高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当然，这会使我国的工资率和资产值上升而降低竞争优势，但如果在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加速了技术和人才的引进，就可以弥补成本的上升而保持出口的优势，在目前我国的工资水平远低于国外的条件下，这种战略将更有利于我国的利益。

同时，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必须保持，如人民币非自由兑换、限制资本项目的流动、限制外资进入我国的商业银行以保持我国独立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如果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完全国际化，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自由流动，在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弱势条件下，国际资本的套利流动将导致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紊乱。日本1989年以后的严重经济衰退并不是来自于广场协议产生的日元升值，而是这个协议带来的日元国际化，这使日本不可能再保持高速增长时20%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其原有的稳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受到毁灭性的冲击而长期低迷。

我国近30年经济巨大成就说明，我们必须彻底抛弃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从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来讨论名义GDP的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那么作为我国30年经验数据的16%的经济增长率是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名义GDP与实际GDP

名义GDP也称货币GDP，是用生产物品和劳务的当年价格计算的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实际GDP是用从前某一年作为基期的价格计算出来的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名义GDP的变动可以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实际产量的变动，另一种是价格的变动。也就是说，名义GDP的变动既反映了实际产量变动的情况，又反映了价格变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