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2023年，中国经济留给我们许多新的印象。比如，当人们摆脱疫情影响而畅快出游的时候，对中国自然环境的改观必有深刻印象；再比如，随着国产手机的热卖，人们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印象跳升了一个数量级。当然，太空信步，国防发力，中美会谈……许多领域的许多方面都会带给国人以深刻印象。正如中央给出的判断：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安全发展基础巩固夯实，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现在，2023年已经悄然过去，当我们站在新年的门槛上，势必需要客观而明晰地看到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同时更需要有力、有效的破解方案，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实事求是 正视挑战

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落幕。在这次会议上，中央除了肯定成就，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经济当下正在发生而未来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这些困难和挑战主要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如何理解这些困难和挑战？必须时刻正视一个大背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场剧烈而深刻的变局。在此变局之下，国际政治格局、军事格局、经济格局、科技格局、贸易格局等，一切都在发生着剧烈而深刻变化。同时，基于剧烈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必然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因“不确定”所导致的政治风险、军事风险、科技风险、贸易风险、经济风险等，也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国际风云如此之变，映射到国内，也必然带给中国经济困难和挑战。比如，全球政治军事、科技贸易等方方面面的动荡，加之美国针对中国的各色制裁，以及美国要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各色操作，势必带来全球经济供给成本上升，同时压制需求使之不断弱化，而由此映射到中国，也给中国经济带来“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威胁。

更重要的是，如果国内经济需求不足，将导致产能越发过剩，进而导致投资领域越来越窄、收益越来越低，而如此循环，会导致国人经济预期不断走弱，而经济预期减弱，反过来又会使循环不畅，堵点增加，各种风险隐患暴露。

上述分析仅仅是外因，那有没有内因？当然有，后文会有讨论。毕竟，看清外因和内因，距离找出破解之道就不远了。至于当下中国经济形势，诚如中央给出的判断：“综合起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以进促稳 先立后破

过去数年，中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一直强调：稳中求进。尽管其中有明确的“求进”的要点，但“稳”字却是非常突出的特征。为什么要“稳”？这或许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密切相关。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中，在所有事务均无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构应当作出怎样的调整？应当作出多大程度的调整？在哪些方向上必须发力进取、哪些方向必须量力而为？许多问题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里给出明确答案。所以，决策者必须审时度势，谋定而动。在此过程中，“稳”是必要的选择，“稳住”就是最大的胜利。

但是，“稳”绝非停滞，更非“躺平”的理由。它应当是逆水行舟中的“稳”，是不进则退的“稳”。因此，稳中求进至少应当从两方面理解：第一，不急不躁，稳中寻机，谋定而动，动如脱兔；第二，稳为寻机，稳为突破，逆水而进，进中求稳。

所以我们说，稳是结果，进是方法，绝不能把结果和方法混为一谈。或许正因如此，刚刚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确要求：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原则。字意很好理解，深意更要揣摩。中央明确给出这一原则，有着强烈的针对性：第一，在经济工作中，坚决防止一些人把“稳”当成“躺平”的借口；第二，在经济工作中，坚决防止一些人“简单粗暴，破而不立”的风气。

要做到“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不仅需要决策层给出明确的工作方向，更在于执行层面不折不扣地抓落实，雷厉风行地抓落实，求真务实地抓落实，敢作善为地抓落实，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而在落实方面，“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同时还要“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这样才能“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才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总之，稳是进的基础，也是进的结果。同样，立是破的前提，也是破的诉求。这其中的辩证关系非常清晰明了，容不得半点糊涂。

协调配合 统筹共进

只有协调配合，才能实现最大化的统筹共进。这不只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告诉大家的经验和事实，同时也是党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经济的最大优势，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系统观念”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

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这样一段表述：“近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段表述让人读来感慨良多，这实际是在告诉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不断深化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过程，是一个的重大哲学命题。

所以无论何时，我们都必须讲求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结合，坚持目标和方法协调。诚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说：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

取向一致 组合效应

具体到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尽管中央在政策表述与政策作为上给出了不少新的内容，但更为触及灵魂的在于：中央对各方政策的协调配合提出了明确要求。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这既是“系统观念”对政策制定与执行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放大政策效用、提高政策效率的必然选择。诚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我们需要在政策实施上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

强化政策联动，放大组合效应。说白了，就是要加大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如果政府各个部门自成一体，自以为是，则会导致政出多门，矛盾百出，内耗严重。但在未来的经济工作中，尽管各部门工作重点存在差异，但必须更加注重“宏观一致性、协调性和部门功能的相互支撑”。

举个典型例子。中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其中包括“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债务收入用作资本金，这必然要求一定数额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具有足够长的期限，比如10年期、20年期，甚至永续等。谁会有如此长期的闲置资金去购买这笔专项债？从理论上说，从资金供给的职责上看，要实现政府债务的期限长期化，需要依托中央银行向社会投放足够多的长期（资本）流动性。

再比如，中央要求财政“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并通过“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如此，金融部门尤其是中央银行就必须予以通力合作，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金融保障，有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仅如此，央行同时应当加大“资本流动性”投放力度，全力支撑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为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海量的股权资本。

值得深思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货币政策提出：“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盘活存量、提升效能，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这其中，“盘活存量、提升效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的货币存量巨大，但效能不够高？至少，从今年的真实状况看，M2增速长期高于名义GDP增速，而且M2增速稍有减低，GDP立即呈现疲弱。这种GDP增长需要的货币量更快增长，是经济效率下降，还是货币效能低落？这是个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过去，一些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们一味强调“经济效率下降”，而无视“货币效能低落”，这是否存在严重偏差？

大家应该意识到：长期以来，央行自创货币工具，而国债在货币政策中作用体现不够充分，尽管自创货币工具信用级别和货币收放效能与国债操作无异，但从整体国家经济的角度看，央行通过收放国债控制货币流量与通过自创工具收放货币流动性相比，前者可以在执行货币政策的同时，更大程度支撑国家的财力建设，培育更大的经济能量，但后者却只能单一完成货币流量控制。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其重要性，不管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舆论引导 增强预期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其意义非同小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舆论引导公众经济预期，而公众的经济预期则引导资本流向，资本流向对内决定市场价格，构建经济结构；对外决定世界对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程度的认知，决定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向。正因如此，能否有效引导经济舆论导向，有效管理社会公众的经济预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体现。对中国而言，经济预期管理也应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段时期，美国物价形势严峻，美联储货币收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同样受到各种压力的考验，需要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以应对，从而客观上形成了中美货币政策逆向而行的趋势。这本没什么了不起。第一，中国正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成为主体诉求，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政策理应具有更强的独立性；第二，中国利率走低，美国利率走高，的确会导致部分外资离开中国市场，但理论上说，因低利率逃逸的资本，一定是“套利资本”而非实业资本、股权资本。相反，实业和股权资本更加偏好低利率环境。

如果中国经济舆论出现问题，势必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比如曾经一度，一些自媒体危言耸听，完全无视中美货币政策逆向而行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而肆意夸大美联储加息缩表对我产生的负面效应，刻意营造“A股必跌”的舆论氛围；再比如前不久，一些恶意经济舆论把人民币贬值当成股市下跌的理由，削弱了中国低利率对股票市场的支撑力。同时，一些舆论借助股市下跌去弱化社会公众的经济预期和财富预期，压制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

如此舆论、预期、经济之间的非良性循环必须改变。

九大领域 巨大机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2024年中国经济“九大领域”的发展提出具体指导和要求，将其加总一起，势必组合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投资机会。

在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面，除了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等总体要求以外，会议还给出了许多全新的发展领域，比如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再比如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而要做到这一切，离不开两大要点：第一，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第二，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在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方面，会议强调“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提出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优化消费环境”。同时，“要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整个过程中，尤其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培育发展新动能”。为此，要“完善投融资机制，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

在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方面，会议强调：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动力为目标，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尤其要“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为此，“要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要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

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会议要求更加具体，比如“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再比如，要“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总体上，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尤其要“抓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的落实落地，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

在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会议的总体要求依然是“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而重点集中三个方向，即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化解，同时要“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更重要的是：不能消极应对风险，而要“以进为守”地化解风险。比如，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就必须“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再比如，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必须确保经济稳定发展，而“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在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方面，会议强调通过改革让农民和乡村获得更多实惠。比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际就是改革；再比如，“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实际也是改革；还有，“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标准”，同样是改革。

在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会议提出更多强调“系统观念”，“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

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方面，会议更加关注“破与立”的关系，而重点在“立”。比如，“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打造绿色低碳发展高地”，这就是“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这也是“立”；“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还是“立”。

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会议更加突出“就业是最大民生”的总体思路，要求“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确保重点群体就业稳定”。在此基础上，“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同时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发展银发经济，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I摄

干字当头 落实落地

时不我待，尤其是在外部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我们恐怕需要更加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

当然，在经济下行压力尚未得到有效破解的情况下，各类社会矛盾随之暴露，工作压力更会随之加大。但无论如何，我们只要全面贯彻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注意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我们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实际上，为了应对难以预料的特殊情况，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在政策储备上打好提前量、留出冗余度，在政策效果评价上注重有效性、增强获得感，着力提升宏观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同时，“要讲求工作推进的方式方法，抓住主要矛盾，突破瓶颈制约，注重前瞻布局，确保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落地落实”。

更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和部门必须加大行动力，“要不折不扣抓落实，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要雷厉风行抓落实，统筹把握时度效。要求真务实抓落实，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敢作善为抓落实，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且，必须“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胸怀‘国之大者’，主动担当作为，加强协同配合，积极谋划用好牵引性、撬动性强的工作抓手，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总之，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中央已经指明方向，而关键在于杜绝躺平懈怠之风，形式主义之风和官僚主义之风，更要杜绝极端主义之风，抓住主要矛盾，干字当头，突破瓶颈制约，以进促稳。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24期）